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形成与治理具有深远影响。从分权激励与道德风险的理论视角出发,中国地方债务风险的制度根源在于：一方面,财政分权下的地方竞争推动经济发展,但同时也可能导致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借债投资;另一方面,由于财政规则约束不足,地方政府普遍形成了中央救助债务的预期,加剧了过度举债的道德风险。同为统一货币区,欧盟和美国的经验对中国有重要启示。欧债危机后,欧盟认识到需要构建统一且可信的财政规则体系,通过明确的惩罚机制有效监管地方（各成员国）的财政行为,美国则依托联邦制下较完善的财政分权框架,借助更全面的信息披露与市场化的债务定价机制,抑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膨胀。借鉴欧美经验,化解中国地方债务风险的一个可行的改革方向是从资金供给侧和需求侧双管齐下,建立可信的财政规则,并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的约束机制。通过调整分权激励和控制道德风险来优化央地财政关系,中国能以改革为动力稳增长与防风险。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如何破解乡村产业面临的科技支撑乏力、要素活力不足、产业转型滞后、质量效益不高等困境,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以新质生产力为切入点,系统探讨其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基本逻辑、作用机理、现实困境与关键路径具有重要意义。新质生产力可通过技术重构、要素重组、模式重塑和意识重铸,推动乡村产业向智能化、集约化、融合化与可持续化方向转型。然而,其在乡村场域仍面临科技应用基础薄弱、生产要素配置失衡、产业转型升级乏力、绿色转型动力不足等适配性问题。破解上述矛盾需聚焦以下关键路径：通过完善新型基础设施、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与强化成果转化机制巩固技术应用,通过培育新型人才、优化要素治理及畅通资本渠道夯实要素基础,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发展特色产业与培育新业态驱动产业转型,通过强化技术信任与市场培育促进绿色发展。

劳动力自由流动对于地区间的均衡发展和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均具有重要意义。以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3—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的实施能显著促进农村劳动力的省内跨市流动。机制分析表明,该政策能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家庭化流动,流动人口与家人团聚的情感需求得到满足后,其流动意愿显著增强;同时,政策实施后,流动家庭的劳动供给增加,开展具有更高溢价收入的创业经商活动的概率增加,家庭总收入水平提升,进而增强了其流入城市的意愿。异质性分析表明,已婚、具有流动经历、年龄较大、健康状况相对较差的农村劳动力,在流动决策上更易受到政策的影响;在经济相对发达、医疗资源相对丰富的大城市中,该政策更能有效吸引农村劳动力流入。因此,各地应进一步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及相关配套措施,将家庭因素纳入医疗保障政策的制定过程,以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并推动劳动力的流动向家庭化流动模式转变。

政府职能转变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质生产力拓展了政府职能转变的认知和实践领域,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逻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逻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价值逻辑认识新质生产力驱动政府职能转变何以可能。对于政府职能转变而言,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当前面临着边界模糊的现代产业体系挑战产业政策的科学化水平、颠覆性的科技创新活动引发新兴技术领域的监管困境、新要素替代的挤出效应降低政府公共服务的满意度等风险挑战。鉴于此,新质生产力驱动政府职能转变应以产业政策的科学化为抓手,推动政府资源配置的优化;加强新兴技术领域的监管创新,培育和发展数据要素市场;完善相关配套的救济措施,建立数据安全生态体系;深化多元主体的耦合协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的背景下,金融科技为区域性金融风险治理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基于2008—2022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金融科技对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科技抑制了区域性金融风险,其作用路径为“稳经济”“稳金融”和“防扩散”。金融监管强度与市场化水平在金融科技与区域性金融风险之间均发挥了双重门槛效应,而且金融科技对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受到“包容”和“审慎”两种监管策略的影响。因此,在金融科技发展前期,监管部门应以完善制度体系、推进监管沙盒试点和增大监管投入为抓手,践行“审慎大于包容”的监管策略;在金融科技发展中期,监管部门应以差异化监管、市场化调节为抓手,践行“包容大于审慎”的监管策略;在金融科技发展后期,监管部门则应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力量,践行“包容与审慎并重”的监管策略。

绿色创新兼具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双重优势,因此,研究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能否有效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对经济社会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0—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以国家产融合作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交叠双重差分法检验了产融合作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产融合作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机制检验发现,试点政策可以通过发挥资源配置效应和监督治理效应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在高管绿色认知水平低、公司治理水平低和市场竞争程度高的企业中显著。拓展性分析发现,试点政策对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及策略性绿色创新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完善产融合作政策机制和绿色金融体系,坚持政策引领与金融创新相结合,通过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提高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精准性,开拓企业绿色发展新格局。

推动数据要素共享与实现企业升级是塑造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的重要基础。基于公共数据开放提供的准自然实验情境,采用2009—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了数据要素共享对企业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共享能够显著推动微观企业升级,且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外部资源支持和内部资源优化是数据要素共享促进企业升级的重要路径。进一步分析表明,数据要素共享对中小规模企业和非高科技企业的升级作用尤为显著,发挥了“雪中送炭”的作用;且数据要素共享的微观赋能效应在法律制度保护程度较高和要素禀赋较好的地区更为显著,数据要素共享与法律制度保护和要素资源供给之间形成了“协同联动”效应。基于上述结论,政府应进一步加大数据要素开放力度;企业应充分挖掘公共数据的应用场景和潜在功能,激活数据要素的创造活力,优化企业资源配置效率。

以往关于品牌声誉建立的研究忽略了企业规模差异和市场终端实体门店的作用。鉴于此,采用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以中小企业实麓健康为例,基于历时约六年的深度参与和资料收集,将其发展过程划分为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以人为本和农食康四个阶段,分析中小企业市场终端建立品牌声誉的过程,构建了双向因果本土理论框架。具体地,中小企业市场终端品牌声誉建立的基础为门店内“做好”人/事和门店外做“好人/事”,其发端是“仁义”,即“爱人之心”;形成过程集中于顾客体验和品牌故事的日积月累,其本质是顾客对品牌的信任,即因相信而托付;效果检验体现为推荐复消、会员充值和危难援助,其核心是“回报”,即顾客用行动答谢品牌。品牌声誉的建立要在“因”上下功夫,“果”则水到渠成,善因结善果,因果相互转换。基于上述结论,中小企业应注重门店内外“做好”人/事和做“好人/事”,重视与利益相关主体的互动,把握机会创造品牌故事,平时多行善积德,形成良好的品牌声誉。

随着中国数字经济深入发展,数字化转型逐渐成为企业发展的新型竞争优势,同时在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战略决策中起着重要作用。基于2005—2020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企业竞争战略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选择跨国并购的投资模式,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调节效应分析发现,差异化战略会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选择跨国并购的促进作用,但成本领先战略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效应不明显。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推动企业选择跨国并购模式进入技术密集度高的行业,且这种投资选择效应集中于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应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并以合理的企业战略规划作为数字化转型实施效果的外部积极条件,充分发挥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选择效应。此外,企业还应考虑自身差异化特征,做出合理的投资模式决策。

在中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政策和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背景下,探究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的数字技术溢出效应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0—2021年的地区层面和企业层面数据,从企业动态能力视角,实证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发挥了技术溢出效应;这种技术溢出效应在企业具有较高的动态能力时更强,具体来说,企业较高的机会识别能力、整合重构能力和组织柔性能力强化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对于东部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意愿更强的非国有企业和内部治理水平较高的企业,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技术溢出效应更强。根据研究结论,政府需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地区技术吸收能力,以更好地引进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充分发挥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企业需要提高自身动态能力以及公司治理水平,从而合理利用、配置市场资源,实现自身的转型升级和长期发展。

已有文献认为,在预披露制度下,内部人减持可获得超额收益,但少有文献从预披露制度等待期的角度探讨如何抑制内部人的机会主义减持行为。从预披露制度等待期的视角,研究了延长等待期对内部人减持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延长等待期能抑制内部人快速减持的机会主义行为。具体表现为,延长等待期能抑制内部人在等待期结束后快速减持的倾向和减少内部人快速减持的收益。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延长等待期能削弱内部人利用短期私有信息的优势和降低等待期内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但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延长等待期之后,内部人非快速减持获得的收益更多,说明内部人可能会采取预先获得减持权并等待交易时机的机会主义行为。为此,要修订内部人减持预披露制度,适当延长内部人减持计划的等待期和削弱内部人执行减持计划的自主选择权。

在国家加强数字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背景下,微观企业也会加强企业层面的数字新基建。从微观企业的角度探讨了企业数字新基建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新基建可以使企业优化资本结构和实现精准营销,因而企业数字新基建可以降低企业的成本粘性。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数字新基建对成本粘性的降低作用在属于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中更显著。生产率效应分析表明,企业数字新基建可以降低企业的成本粘性,从而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为此,企业要积极布局数字新基建项目,借助数字新基建打破信息壁垒,实现动态决策管控,提高成本管控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