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的重要改革目标，这凸显了新征程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习近平经济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相关论述，是领悟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刻内涵的基本遵循。从五个层面把握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刻内涵：一是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二是坚持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紧密结合，三是坚持构建以体制为支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四是坚持建立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五是坚持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实践路径上，财税体制是作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基础性制度，需要从预算制度、税收制度、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三个方面的财税体制改革新部署来健全宏观调控、优化政府治理，为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贡献力量。

政府消费券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刺激政策工具,设计初衷是激发市场活力,为受经济压力影响的企业提供必要的支持。为深入探究这一政策工具的实际效果,以江西省各级政府发放电子消费券为准自然实验,以2019—2022年江西银联“云闪付”平台签约的26.4万活跃商户共计96.8万观测数据为样本,构建多期双重差分和三重差分模型,考察政府发放电子消费券对实体商户经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且讨论政府电子消费券的社会福利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政府电子消费券对实体经济拉动的杠杆效应为1.308~3.250倍,消费券的弹性系数为0.152~0.395;第二,政府电子消费券主要通过价格歧视、薄利多销和品牌效应三个机制对实体商户经营产生正向影响;第三,政府电子消费券独特的发放与核销方式,既不会造成消费福利的挤出,也不会新增财政负担。因此,未来在提振国内市场需求时,应进一步细化政府电子消费券的投放渠道和机制,确保消费券能够精准地投放至目标群体,并高效地进行兑换,从而最大化其经济和社会效益。

经济下行预期是中国总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基于2009—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数据,通过构建一个包含房价非理性预期冲击和内生不确定性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分析房价预期冲击对总需求的影响及其传播机制。结果表明,第一,房价下跌预期冲击会引起总需求下降,传导机制包括房屋财富幻觉、金融加速器和不确定性;第二,不确定性机制放大了房价下跌冲击的总需求抑制效应,造成了更大程度的总需求下降;第三,房价下跌预期冲击与房价上涨预期冲击的总需求效应存在非对称效应,其中房价下跌预期冲击对总需求的影响更大;第四,面对下跌预期冲击,盯住观测房价预期值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更能有效地熨平总需求波动。因此,政府部门应该加强预期管理,因城施策,采取更多政策工具包提振房地产需求,降低不确定性。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作为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的“重头戏”,是助企纾困的关键举措,对资本跨区域流动具有重要影响。为此,基于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准自然试验,利用手工搜集的2014—2019年我国上市公司子公司注册地数据,实证分析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如何影响资本跨区域流动。研究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促进了企业异地投资,有效地推动了资本跨区域流动。这种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高竞争程度行业的企业中更加明显,且对增值税留抵程度不同的企业均产生积极影响,在无留抵税额和低留抵规模的企业中作用更大。机制分析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弱化不确定性感知两种途径影响资本跨区域流动。因此,应持续优化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为企业异地投资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精准实施税收扶持政策,提高政策支持靶向性;加强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协同性,稳定市场发展预期。

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与宏观经济的稳定性紧密相连,深入探讨货币政策有效性对于实现我国稳增长的经济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构建包含银行和企业部门的三期模型,研究信号效应、经济不确定性以及货币政策有效性之间的内在关联,并结合工具变量局部投影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第一,我国存在货币政策信号效应,即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货币政策将影响公众对经济基本面的预期从而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第二,宽松型货币政策能通过延长信贷期限刺激经济增长,然而,信号效应的存在会削弱货币政策对信贷期限结构的调节能力,从而会降低货币政策有效性。第三,当经济不确定性加剧时,信号效应将被放大,这会进一步削弱货币政策调节信贷期限结构的能力,并减弱其稳定经济的作用。因此,在经济不确定性较高的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要做好预期管理,提高公众对货币政策效果的信心,同时要疏通货币政策信贷期限结构的调节渠道。

前瞻性指引是管理预期的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明晰中央银行前瞻性指引的政策语义及其作用机制对于健全货币政策框架意义重大。借助文本分析技术,从政策倾向和经济前景两个维度测度中国货币政策前瞻性指引的政策语义,并通过宏观金融仿射期限结构模型分离利率预期和期限溢价,在此基础上,运用指数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和时变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探究前瞻性指引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前瞻性指引更强调预期管理的降噪声功能,无法通过传递新信息影响利率预期;政策倾向型前瞻性指引可以更有效地发挥降噪声功能,而经济前景型前瞻性指引无法引导未来利率预期的走向。进一步分析发现,政策倾向型前瞻性指引语义相似度的提高会显著降低短期利率预期的波动,经济前景型前瞻性指引更可能通过期限溢价主导的不确定性渠道影响中长期利率。因此,建议中国人民银行稳步推进前瞻性沟通,完善以预期管理为基础的跨周期政策设计,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预期管理制度框架。

地方政府拖欠民营企业款项已成为全面构建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的阻碍。利用国务院清理政府欠款专项督导行动提供的准自然实验情境,采用双重差分法系统地考察地方政府欠款治理如何发挥积极的社会效应及其对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有助于为政府债务治理提供经验支持,进而推动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研究结果表明,该专项督导行动显著提高了被督导地区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水平。这一行动通过提高民营企业的公众关注度和缓解内部流动性约束,增强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意愿和能力,并对企业慈善捐赠产生了积极影响。异质性检验显示,在地区社会信用水平较低、市场环境较差以及缺乏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中,上述效应更为显著。因此,为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应将地方政府欠款治理工作制度化和长效化,在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同时,鼓励民营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发挥其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准确测度企业的生命周期对于制定有效的经营管理决策至关重要。然而,基于现有方法得到的企业生命周期存在较大的波动,导致在短时间内出现频繁跳跃或逆转的现象,难以平滑地刻画企业周期性发展变化的过程。通过综合分析企业的纵向和横向变化特征,合理设定企业成熟期的宽泛区间,对增长率分类法进行优化,提出了一种更符合经济学逻辑的企业生命周期测度方法。利用1991—2021年A股上市企业的数据,应用上述方法对企业生命周期进行测度。结果表明,改进后的方法能更合理地反映企业变化的渐变性和稳定性,有效减少了企业生命周期测度中的跳跃和逆转现象,更完整地刻画了企业生命周期的变化,也更符合企业发展的变化逻辑。上述研究结果不仅为理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新的企业生命周期测度方法,为实证研究提供了新的参考,同时有助于企业管理者更清晰地识别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为其制定经营决策提供有力的支持。

数字经济为我国出口高质量发展创造新的机遇。加快发展数字贸易,充分发挥数字产品的技术优势,是推动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重要方式。多产品企业是我国对外贸易企业的主体形式,在出口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采用2000—2014年中国海关数据库、中国专利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匹配数据,考察数字产品进口对多产品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表明,数字产品进口能够产生显著的产品质量升级效应,促使企业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机制分析发现,数字产品进口引致的成本节约效应、数字技术溢出效应、产品转换效应与中间品进口选择效应是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主要机制路径。异质性结果显示,企业知识禀赋越高、产品差异化越明显、出口目的国发展水平越高,进口数字产品带来的质量升级效应越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新产品进入、旧产品退出、存续产品质量提升以及内部资源再配置均对多产品企业出口产品质量造成影响。聚焦存续产品质量动态发现,数字产品进口提高非核心产品的出口产品质量,弥合不同性质产品间的质量差距,驱动产品总体质量提升。基于以上结论,应积极引导企业进口数字产品,充分发挥数字产品在产品质量和出口贸易模式升级方面的作用,促进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

能源产业政策的设计与制定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和构建绿色低碳现代能源体系的重要保障,增进政策执行主体间的协同合作则是提升能源治理效率的关键途径。以中国1980—2022年颁布的能源产业政策文件为研究样本,构建能源产业政策执行主体协同网络,运用协同理论和社会网络分析法绘制不同阶段的执行主体协同网络图谱,并基于“广度-强度”二维协同矩阵对执行主体间的协同模式及演变规律进行探讨。结果表明：执行主体协同网络密度不断增大、网络凝聚力逐步增强、网络稳定性持续提升,总体网络结构由松散型向均衡型转变;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财政部、省（市）发展改革委是能源产业政策执行的重要主体,对能源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起到了重要的协调和连通作用。为此,要强化能源产业政策执行主体的协同机制,提升能源治理效率,积极发挥核心执行主体的导向功能,注重弱主体的连通作用。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基于2020年7月3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研究了证券代表人诉讼制度引起的市场反应。研究表明,证券代表人诉讼制度会引起正面的市场反应。作用机制检验发现,证券代表人诉讼制度施行不但会使独立董事离职和发表非赞成意见的数量显著增加,而且还会使中小股东加强对公司的监督,因而证券代表人诉讼制度会产生正面的市场反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独立董事比例低、代理成本高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的公司中,证券代表人诉讼制度产生的正面的市场反应更显著。为此,要积极引导投资者利用证券代表人诉讼制度维护自身权益,监管部门要进一步强化投服中心对证券代表人诉讼制度的支撑作用。

践行ESG对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化、低碳化发展十分重要。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测度企业ESG“漂绿”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ESG“漂绿”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ESG“漂绿”、社会责任“漂绿”和公司治理“漂绿”均会显著降低企业的财务绩效和市场绩效,而环境责任“漂绿”会显著提高公司的财务绩效和市场绩效。影响机制分析发现,ESG“漂绿”会降低企业的经营能力、损害企业的声誉和增加企业的融资约束,因而ESG“漂绿”会降低企业绩效。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国有企业和分析师关注度高的企业中,ESG“漂绿”对企业绩效的降低作用更显著。为此,企业、社会和政府要多方联动,共同推动中国特色的ESG治理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