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正在快速推进,中西部地区城市化的一个焦点问题是如何对待县域经济和县域城市化问题。在当前中国已经形成人口密集、产能巨大的沿海城市经济带的情况下,中西部县域经济缺少发展制造业所需的规模条件,缺少足够制造业的中西部县域经济难以为进城农民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结果可能是,中西部地区通过扩权赋能、鼓励农民进县城来发展县域经济,进城农民却因为缺少就业机会,不得不更加依赖村庄农业收入和外出务工收入,使得县域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当前,中国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点应该是为农民提供城乡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农民城市化的最终目的地必然是就业与生活一体的区域中心城市,县城只是农民进城的过渡地带。在未来很长一个时期,农民进城离不开土地,保留农民返乡权利,不仅具有保障功能上的重要性,而且具有未来远景上的重要精神价值。

在步入新发展阶段的背景下,推动革命老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已然成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聚焦五大重点革命老区,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涵盖产业、生态、公共服务等多个方面,旨在为革命老区提供全面支持。基于2009—2022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研究表明：第一,革命老区支持政策的实施显著促进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二,革命老区支持政策通过增强创新能力、促进绿色转型发展、补齐公共服务短板以及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作用。数字金融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第三,革命老区支持政策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呈现显著异质性,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以及中、小规模城市,该效应更优。因此,需加大对革命老区的政策支持力度,优化政策支持效果,提高老区高质量发展水平,助力革命老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

新质生产力是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的集中体现。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推进,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重塑国际竞争格局的关键因素。税收作为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对于助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新型劳动对象三要素的自身演化与相互作用共同支撑生产力水平的螺旋式上升,以此为切入点,探讨税收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税收作用于经济主体的成本、收益和预期,通过研发、投资、成果转化等行为,影响新型生产要素的供给水平与协调发展。科学合理的税收政策能够缓解生产力内部矛盾,从而实现生产力向新阶段跃升。目前中国税收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明确,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税收激励效应不足,在新质生产力三要素供给、基础研究等方面的政策体系仍需完善,税收法治建设有待加快推进。因此,未来应加强税收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顶层设计,完善税收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优惠政策体系,并形成税收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动态调整机制。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税收激励政策是支撑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为此,在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背景下,从税收激励政策的视域探究制造业企业绩效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2010—2021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实证分析服务业“营改增”扩围和增值税税率下调对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服务业“营改增”扩围通过减轻制造业企业增值税税负,能够有效地提升制造业企业绩效,因而对制造业企业的发展具有间接激励作用;增值税税率下调能够直接提升制造业企业绩效,因而对制造业企业的发展具有直接激励作用。同时,服务业“营改增”扩围和增值税税率下调对不同年龄企业、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影响均存在差异。因此,我国应适当降低企业税费负担,提升制造业企业绩效;进一步完善增值税制度,畅通增值税抵扣链条;继续下调增值税税率,全面释放市场主体活力;实施差异化的税收优惠政策,营造良好的经营和投资环境。

科技金融政策是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工具,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政策的直接创新效应,忽视了其可能产生的创新溢出效应。以科技部等五部门分两批实施的“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9—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供应链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科技金融政策的创新溢出效应及其溢出渠道。结果表明,试点政策具有创新溢出效应,显著提升了非试点地区供应商的创新水平。溢出渠道分析表明,试点政策的创新效应主要通过知识溢出和需求拉动两种渠道从客户传导到供应商。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客户转换成本更高、供应商吸收转化能力更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好以及供应商与客户距离更近的样本中,试点政策的创新溢出效应更显著。因此,政府应进一步完善和推广试点政策,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及鼓励企业间的协同创新等措施,增强政策的创新溢出效应,提高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的质效。

供应链网络是企业的重要社会网络,对促进供应链整体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以2012—2022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从结构洞的视角探讨企业供应链网络关系对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具有丰富供应链网络结构洞的企业能显著提高商业信用供给,并优化商业信用供给结构。这是因为,企业占据供应链网络结构洞的位置,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以提升商业信用的供给能力、增强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以增强供给意愿,从而增加商业信用供给。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和市场化进程较高地区的企业、供应链稳定性较好和供应链地理距离较近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和成长期企业中,占据丰富的供应链网络结构洞位置对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更为显著。为此,企业应重视其所嵌入的供应链网络关系,制定合理的商业信用供给决策,构建合作共赢的供应链系统,推动供应链协同发展。

随机抽查环境监管制度是我国环境治理领域的一项重大创新。基于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的绿色创新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这项制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机抽查环境监管制度显著地推动了企业绿色创新,且这种影响具有较强的持续性。机制分析结果显示,该制度通过增强政府的环境监管压力和企业的环境合规压力,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分别体现了规制效应和威慑效应。拓展性分析发现,随机抽查环境监管制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融资约束较小、代理成本较低以及知识产权保护较强地区的企业中表现得更明显。此外,随机抽查环境监管制度不仅显著地提升了企业的环境绩效,展现了其环境有效性,同时也显著地改善了企业的经济绩效,展现了其经济有效性。因此,政府部门应积极推进随机抽查环境监管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并采取措施缓解企业在绿色创新过程中面临的融资约束。同时,企业还应致力于完善公司治理机制,降低代理成本,以进一步促进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

随着工业机器人的广泛应用,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面对这一挑战,企业如何通过有效的员工激励策略应对这一变革并推动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决策者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基于员工股权激励视角的实证分析表明,随着工业机器人应用程度的深化,企业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员工持股计划,员工持股比例更高、锁定期更长且覆盖员工数更广。动机检验表明,工业机器人的引入增强了企业通过员工持股计划以积累高素质人力资本的意愿,并有助于缓解员工对企业潜在机会主义行为的担忧,进而促使员工进行专有性投资。进一步分析显示,在工业智能化的背景下,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基于上述结论,企业应建立完善的绩效考核体系、重视员工的职业发展,通过制度设计有效地激励员工,从而促进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深入分析新质生产力赋能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对于建设贸易强国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与生产力的新质态紧密相关,科技创新创造新产品,新质生产力催生新产业。知识、技术的传播、扩散和转移即技术溢出是技术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源泉。技术创新可以产生直接的出口增长效应,新产品新产业的发展自然促进扩展边际出口增长。创新生态系统中的知识、技术的传播与扩散是增强出口产品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直接提高出口竞争力,新质生产力通过扩大高级要素的范围、提高要素质量等级、优化要素结构提高技术吸收能力从而间接提高出口竞争力。新质生产力通过高质量有效供给创造新需求和本土市场效应,进而促进出口。新质生产力强化国内产品和产业层次的竞争,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使得企业跨越克服出口沉没成本的临界生产率,出口增加。加快出口品种型增长、促进出口贸易技术结构升级和推动贸易方式转型是新质生产力赋能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

提升文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成为推动中国文化产业转型与升级、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举措。通过科学界定文化产业链现代化的内涵,提炼文化产业链现代化核心要素,测度2012年至2021年的全国和省域文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利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和收敛模型等方法,探究文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空间分异与收敛性。研究发现：第一,在观测期,全国文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文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地区间差异呈缩小趋势。第二,省域文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在观测期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且收敛过程存在空间挤出效应,低水平地区难以实现向更高发展类型的跃迁。第三,全国文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在观测期显著收敛。根据研究结论,应该进一步提升全国文化产业链的创新效能,加强文化产业核心技术的研发,进一步扩大东北和西部地区的数字文化产品市场规模和文化企业基数,优化全国文化资源要素的空间布局,引导区域间文化产业链现代化良性协调发展。

当前,企业正大力开展数字化转型。那么,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有何影响?从信息风险和违约风险两个角度构建双元风险模型,并以2007—2020 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提高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和企业的预期收益,从而能降低企业的信息风险和违约风险,进而能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有调节的中间机制分析发现,企业避税会弱化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作用,但会增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预期收益的提高作用。为此,政府要大力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要采用先进的财务软件和大数据分析工具,提高财务报告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减少人为错误,以增强信息的可比性和可读性。

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以推动环境协同治理是实现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举措。基于“结构-过程”模型和文本分析方法,并以2010—2021年A股重污染行业的企业为样本,考察了环境协同治理对重污染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协同治理能改善重污染企业的ESG表现。机制分析发现,环境协同治理能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和提高重污染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因而环境协同治理能改善重污染企业的ESG表现。异质性分析发现,环境协同治理对重污染企业ESG表现的改善作用在地方政府规模大、社会公众环境关注度高的地区更显著。为此,要加快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在深入推进环境协同治理中,要精准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