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已然成为当下企业生产经营的必选项,而数据安全制约着企业的数字化进程。企业数字化可以被拆分为数字技术应用和数字技术与业务流程融合两个过程,且数字化路径包括内部建设、部分外包和完全外包三种。此外,数据泄露难以被第三方观测,因而数据安全具有不可缔约性。基于上述特征事实和不完全契约理论框架的推导表明,在数据安全成本较低时,最优数字化路径是完全外包;在专业化优势较低时,最优数字化路径是内部建设;在跨组织适应成本较低时,最优数字化路径是部分外包。由此可见,数字化水平最高的路径未必是企业最优数字化路径。进一步分析表明,融资约束可能会改变最优数字化路径,在融资约束极为严峻时,完全外包成为最优数字化路径;数字化失败风险并不改变主要结论。因此,企业应重视数字化进程中的数据安全治理工作,规避潜在的数据安全问题;政府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推动企业数字技术和业务流程融合。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为企业持续性的创新行为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基于2010—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并将技术转移纳入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持续创新分析框架的实证研究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持续创新投入和持续创新产出均具有显著的驱动作用;知识产权保护可以通过技术转移促进企业持续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持续创新的影响具有异质性,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企业持续创新却阻碍东北地区企业持续创新投入,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高科技企业、非国有企业持续创新却不利于非高科技企业持续创新产出。上述结论意味着,应以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基础,加快构建高效联动的技术转移市场,立足企业所在区域、所有制、科技属性等异质性分类施策,进而夯实企业持续创新的政策支撑体系。

降低地方政府杠杆率是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而数字经济技术驱动特征为降低地方政府杠杆率提供了新路径。基于2015—2023年我国26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系统解构数字经济发展对地方政府杠杆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地方政府杠杆率具有显著的跨期抑制效应,呈现“当年显现—次年强化”的动态特征。机制分析表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构成双重机制变量,存在“数字基建投资—产业生态培育—财政税收增长—地方政府杠杆率降低”的正向循环机制。异质性分析显示,该效应在一二三线城市、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低财政透明度的城市和高财政支出水平的城市更为显著。因此,应推进数字经济与财政可持续协同发展,以数字化产业链建设提升财政造血能力,推动区域协同与化解财政风险,建立“数字治理-财政健康”体系,从而完善降低地方政府杠杆率的长效机制。

新质生产力是当前中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税收作为国家实施宏观调控和开展经济治理的关键手段,在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从逻辑机制上剖析,税收制度主要通过对生产力的互动回应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引导激励机制、对利益关系的平衡协调机制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赋能。当前,中国通过持续完善税收制度,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依然存在税法整体回应性欠佳、税收制度供给不够充分、适配性有待增强、保障力度亟待加大等现实困境。放眼域外,部分国家通过优化税收制度,在推动先进生产力实现技术突破、激发创新活力,优化要素配置、促进产业升级,以及推动绿色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等领域成绩显著。未来,中国应多管齐下,坚持税收法治创新与制度优化协同共进、坚持税收制度的过程激励与结果激励双轮驱动、坚持税收制度在赋能要素与赋能产业方面形成联动效应、坚持税收制度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以全面提升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质效。

在传统信贷配给模式下,抵押品约束导致企业研发投资波动较大,影响了企业核心技术突破。银行金融科技通过重塑传统信贷供给逻辑,为破解上述困境提供了新范式。在验证企业存在跨期研发投资这一基本结论后,实证检验银行金融科技对企业跨期研发资源配置和核心技术突破的影响。研究发现,当企业营业收入下降时,银行金融科技显著加大了企业跨期研发投资力度,这一效应在高科技企业中尤为显著。机制分析发现,银行金融科技通过拓宽企业抵押品边界和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重构了银行信贷供给和定价的逻辑,进而增强了企业跨期研发投资的能力和意愿。进一步分析表明,银行金融科技对企业跨期研发投资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数字化水平较低企业、信息基础设施较好和政府创新意识较强地区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经济后果分析表明,银行金融科技可以显著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基于此,政府部门应积极引导银行充分利用金融科技,加大对企业跨期研发投资的信贷支持力度,弥合地区数字鸿沟,夯实企业跨期研发投资的基础。

将金融科技、金融科技—政策不确定性混合冲击、金融科技—企业违约风险混合冲击等创新性地引入基于代理人的新凯恩斯模型（以下简称“ABNK模型”）中,并首次在ABNK模型框架下量化分析金融科技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商业银行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第一,单一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单一违约风险冲击都会降低银行利润和股权收益率,使银行绩效下降;单一企业金融科技冲击、单一银行金融科技冲击均会提高银行利润和股权收益率,使银行绩效上升。第二,提高企业金融科技水平比发展银行金融科技更能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商业银行绩效的抑制作用。第三,提高企业金融科技水平可以在约68%的水平上调节企业违约风险冲击对银行利润和银行股权收益率的负向影响,同时可以在8%的水平上提升银行贷款收益率;相应地,发展银行金融科技可以在约44%的水平上调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利润和银行股权收益率的负向影响,同时在30%的水平上提升银行贷款收益率。因此,政府应确保政策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商业银行需增强抗政策不确定性的能力,并加快数字化转型以提升风控效能。

加强政府目标引导,推动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是建设数字中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基于2017—2023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政府数字经济发展目标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表明,政府数字经济发展目标显著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且该效应主要通过增加政策性资源供给、释放数字发展积极信号以及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机制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政府数字经济发展目标的微观创新促进效应在响应政府目标意愿更强的民营企业、融资约束大和尚未获得政府采购的企业中更明显;同时,具备规模优势、高科技行业和治理水平较高的企业更有能力响应政府数字经济发展目标进行数字技术创新。经济后果分析显示,政府数字经济发展目标通过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不仅能够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还有助于其实现高质量发展。据此,政府应制定系统的数字经济发展目标,注重分类引导和精准施策,增加政策性资源供给,优化创新环境,升级数字基础设施,为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提供有力支撑。

随着险资投资限制放开,保险机构投资者逐步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中的重要参与主体。基于2008—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保险机构投资者对管理者薪酬契约影响的研究发现,在有保险机构持股的上市公司中,管理者超额薪酬显著降低,薪酬业绩敏感性有所提升,且在代理成本更高的公司中,保险机构投资者对管理者超额薪酬的约束更强。进一步分析显示,保险机构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薪酬治理效应不存在显著差异;与国有保险机构相比,非国有保险机构的薪酬治理作用更为突出。上述结论在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工具变量法,以及以保险机构派驻董监高和其他持股衡量方式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研究结论表明,保险机构凭借耐心资本的长期属性对管理者薪酬发挥了积极的监督作用,有效提升了薪酬契约效率。基于此,政府层面可构建保险资金长期投资激励机制并完善监管规范体系,上市公司可通过引入保险机构投资者健全公司治理架构,投资者可将保险机构持股标的作为决策参考以优化投资选择。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当前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重要的引资增长点,对我国利用外资实现稳存量、促增量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6—2022年中国地级市及直辖市面板数据,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测度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进而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外资流入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促进了城市外资流入,这一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分析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在作用机制方面,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进技术创新和提升金融发展水平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市外资流入的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小城市外资流入的促进效果更明显,其更有利于释放中西部城市引资潜力。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外资流入存在正的空间溢出效应,且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溢出效应因地理距离的增加和行政区划间贸易壁垒的增强而减弱。基于上述结论,政府在全面建设数字基础设施的同时,应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内外资企业合作创新,加强区域间协同发展,为我国利用外资提供更加稳定和长远的发展环境。

在数字化浪潮和全球治理变革之际,政府数字治理已成为推动一国绿色贸易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对提升一国贸易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18个成员国面板数据,探究政府数字治理对绿色产品出口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府数字治理显著促进了绿色产品出口,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提高信息流通效率、引致中间品需求扩张、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提升绿色技术研发能力是政府数字治理促进绿色产品出口的重要作用机制;政府数字治理对绿色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在创新能力较强、数字鸿沟较小的国家中更大,同时政府数字治理对中高技术和低技术绿色产品出口的促进效应更强,但在环境监管强度较小的国家,政府数字治理不利于绿色产品出口。基于此,政府应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强化数字治理的价值引领作用,搭建数字技术与政府治理模式深度融合的多元化应用场景,以现代化治理模式为绿色贸易发展赋能。

生物多样性审计是评估生态保护状况的重要工具,也是促进环保政策落地和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其对地球上生物资源的保护和管理有重要作用。生物多样性审计不仅有助于评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状况,还能够促进生态安全、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在探讨生物多样性审计理论基础和分析地理学、生物学、生态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领域应用于生物多样性审计的基础上,结合美国和中国的审计实践经验,提出了我国开展生物多样性审计的建议,包括：构建生物多样性审计制度体系,将生物多样性审计纳入生态文明的治理框架;建立审计部门与生物多样性管理部门协同联动的机制;建立多层次、多尺度的审计指标体系;在典型区域开展生物多样性审计试点。

企业在第四季度大规模购置固定资产且投资规模远大于前三个季度的异常投资现象在资本市场上较为常见。利用2007—2022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企业异常投资对审计师出具审计意见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异常投资会提高企业被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机制分析发现,企业的异常投资会使企业产生盈余管理行为,并会扩大企业的税会差异,因而企业的异常投资会提高企业被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进一步分析发现,相比异常审计费用高、内部控制质量高的企业,异常审计费用低和内部控制质量低的企业更有可能被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为此,审计师要认真识别企业的异常投资,监管部门要加大对企业异常投资的监管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