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以抵押品偏好为核心的信贷模式,是导致金融资源错配与高信贷、高污染路径依赖的重要原因。而金融制度型开放通过引入外资银行,产生竞争效应与技术溢出,驱动国内银行信贷配置模式从依赖静态抵押品向注重未来现金流与技术潜力的动态评估转变。基于中国银行业渐进开放的准自然实验,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外资银行进入信息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外资银行进入显著降低了企业二氧化硫排放,且在提高产出的同时实现了增效减排。机制分析证实,减排效应主要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与优化企业资产结构两条渠道实现,验证了信贷配置模式转变的核心作用。减排效应在技术密集型、传统金融优势明显的企业（如大规模企业、国有企业等）中更强。上述结论为协调金融高水平开放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并表明,以规则与标准对接为核心的制度型开放,是系统性提升金融资源配置绿色效率的重要路径。

新能源汽车因其显著的低碳环保优势,已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购置税减免、牌照优先权和财政补贴等政策,为新能源汽车持续推广提供了重要的经济与制度支持。当前国家层面的补贴政策已经退出,地方政府陆续推出补贴政策以延续市场扶持。围绕国家补贴退出后地方政府补贴的必要性问题,基于北京市的调查数据和二元Probit模型的研究表明,牌照优先权、购置税减免和地方政府补贴三项政策单独实施时均能够显著提升购买意愿;三者同时实施时的整体政策效果增强,但地方政府补贴政策的促进作用不再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女性与低收入群体对牌照优先权政策的正向响应更明显;在已婚与高收入群体中,购置税减免与牌照优先权政策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同时实施牌照优先权和购置税减免政策的城市,地方政府补贴政策的边际效用非常有限;若取消牌照优先权,仅保留购置税减免和地方政府补贴政策,地方政府补贴政策仍能显著提升购买意愿。基于此,建议因地制宜地统筹三项政策,在政策叠加城市有序退出地方政府补贴,在仅实施购置税减免政策的城市短期保留地方政府补贴。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实深度融合）通过数字技术对实体经济的渗透、改造与赋能,为跨区域技术联合攻关注入新动能。基于中国2005—2023年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数实深度融合显著促进了城市间合作创新,作用机制体现为增强合作创新意愿、降低专利技术空间相似度以及提升城市经济韧性。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从专利类型来看,数实深度融合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以及外观设计专利的合作创新均有促进作用;从区位差异来看,这种促进作用仅存在于非中心城市以及人工智能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对中心城市及人工智能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不具有显著作用。进一步地,分位数结果印证了数实深度融合对城市间合作创新的促进作用具有边际效应递减特征。据此,应以数实深度融合为依托,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立城市间创新需求动态对接机制,实施差异化精准赋能策略,进而破解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各类壁垒,推动合作创新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积极稳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面向“十五五”时期更趋复杂的外部环境,地方政府债务既是财政压力的载体,也具有承接冲击的跨期调节功能。引入韧性视角,能够解释地方债务管理在压力情境下维持关键功能的内在机制。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由自发适应走向制度化规范,逐步形成触发、集中、吸收、沉淀的运行闭环,具有一定的韧性特征,集中体现为风险识别、资源统筹、压力缓释与规则更新之间的连续转换能力。这也为观察央地财政关系的演变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然而,一些地方的管理还存在风险触发滞后于现金流压力、统筹集中机制程序化不足、风险吸收的工具使用次序不够清晰、经验沉淀偏弱等问题。其根源在于将管理目标理解为单纯的债务数量管控。未来宜由简单的规模压降转向关键功能稳定与适应性调整,通过敏捷的风险前移、层级的统筹集中、结构化的风险吸收以及持续的制度进化,塑造出同长期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提升财政体系应对不确定性冲击的承压能力与恢复效能。

劳动技能溢价是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探讨资本偏向型税收激励政策对劳动技能溢价的影响,对于制定既能推动企业发展又能改善收入分配的税收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以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为切入点,选取2011—202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资本偏向型税收激励对劳动技能溢价的影响。研究表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扩大了企业劳动技能溢价,且这一效应在财务风险越高、行业市场势力越强及地区税收征管强度越低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通过资本—技能互补效应改变了劳动技能需求结构,引致劳动技能溢价提升;通过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效应提升了高技能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使其相较于低技能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更高,进而扩大劳动技能溢价。因此,不仅应通过强化职业培训提升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竞争力,推动税制结构优化与劳动力市场有效衔接,还应根据市场主体差异实施企业分类调控策略,健全反垄断监管与税收征管机制,以促进劳动就业公平和实现共同富裕。

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是中国普遍存在的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银行体系内存在流动性分层。利用中小银行同业存单和新三板挂牌的民营企业数据,实证分析银行流动性分层对民营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结果发现,银行流动性分层显著加剧了民营企业的投融资期限错配。企业周边的中小银行机构数是重要的调节因素,该因素降低了流动性分层对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加剧作用。从影响机制来看,流动性分层降低了民营企业长期信贷融资规模和长期信贷占比,使企业不得不进行短贷长投,加剧了其投融资期限错配程度。异质性分析显示,流动性分层的作用力度在高增长机会、低有息债务水平的企业中更为凸显。为此,应疏通银行流动性传导渠道,维护中小银行流动性充裕,为缓解民营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提供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强化行业自律、防止“内卷式”竞争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利用2007—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从智算中心的视角,对企业“内卷式”竞争的治理效应的研究发现,企业拥有智算中心能够缓解“内卷式”竞争。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拥有智算中心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企业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改善企业的信息环境,因而企业拥有智算中心可以缓解“内卷式”竞争。拓展性分析发现,企业拥有智算中心缓解了“内卷式”竞争,而“内卷式”竞争缓解后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了。为此,要完善算力基础设施供给体系,降低企业获取算力资源的制度成本,引导企业将智算中心深度融入研发生产各环节,同时要优化算力资源配置,使企业级算力基础设施切实成为治理“内卷式”竞争的技术支撑。

人工智能可以为企业存货决策提供技术支撑。以2010—2024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机器学习BERT模型对企业年报文本进行深度语义识别,测算了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水平,实证检验了人工智能应用对企业存货周转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应用人工智能可以提高存货周转率。机制检验表明,企业应用人工智能可以增强供应链协同韧性和提高分析师的盈余预测质量,因而企业应用人工智能可以提高存货周转率。拓展性分析证实,企业应用人工智能提高存货周转率后,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了。为此,企业要加快智能化转型,加强人工智能创新和应用,要将存货周转率纳入企业中长期战略规划;政府要对企业人工智能创新和应用进行财政补贴、税收减免或优惠,要精准施策、因势利导,推动企业优化存货管理,涵养产业生态。

加快发展数字密集型产业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途径。构建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层面阐释生产率提升和资本深化推动产业结构由非数字密集型向数字密集型转变的内在机制,并将模型应用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实践进行量化评估。反事实模拟结果表明：第一,生产率提升是中国产业结构由非数字密集型向数字密集型转变的重要驱动力。2000-2014年,中国数字密集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使得数字密集型产业的就业份额和产值份额分别少增长1.61和1.63个百分点,非数字密集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使得非数字密集型产业的就业份额和产值份额均多增长0.24个百分点。第二,由于数字密集型产业的资本产出弹性和资本密集水平更高,资本深化能够显著促进数字密集型产业的发展。2000-2014年,中国投资率的提升促使数字密集型产业的就业份额和产值份额分别增长1.64和1.68个百分点。第三,降低劳动力市场摩擦程度有助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推进,2000-2014年,劳动力市场摩擦程度的下降促使数字密集型产业的就业份额和产值份额分别增长10.59和0.71个百分点。对此,为了大力发展数字密集型产业,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强化投资动能,优化投资结构,破除要素市场壁垒。

厘清各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技术依赖关系,是识别各国技术优势、明确产业升级方向的重要基础。立足全球生产网络视角,系统探究2012—2020年国家间技术依赖网络的结构特征与驱动机制。研究发现：虽然国家之间的技术依赖关系变得日益紧密,但表现出明显的“核心-外围”特征,且中国、美国、德国三国始终占据网络中心位置;中美两国在跨国技术依赖网络中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均位居前三,且中国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持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跨国技术依赖网络存在互惠效应、结构依赖效应和时间依赖效应,且共同语言、领土接壤、技术互补性、友岸外包、数字化程度等外生因素可以提高国家间技术依赖关系形成的概率,但经济距离和加征关税会降低国家间技术依赖关系形成的概率。因此,当前应通过强化双边经贸合作、加快数字化转型、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等举措,推动构建互利共赢的跨国技术分工体系。

资源依赖理论指出,资源是企业实现范围经济的基础,而社会关系网络是企业获取资源的重要渠道。以2008—2023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由股东为枢纽的供应链社会关系网络影响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实证研究显示,供应链共同股东能显著促进企业多元化经营,且对相关多元化经营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其影响渠道在于供应链共同股东为企业提供了开展多元化经营所需的信息资源与资金资源。异质性分析表明,供应链企业之间的地理距离越近、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越高、企业拥有的冗余资源越少时,供应链共同股东对企业多元化经营,尤其对相关多元化经营的促进作用更强。拓展性分析结果显示,供应链共同股东持股的企业属于同一行业、持股上游企业、持股具有对称性时,供应链共同股东对企业多元化经营,尤其对相关多元化经营的促进作用更强。为此,企业应积极与供应链上下游搭建共同股东联结,优先对接同一行业、上游供应链企业,打造双向对称的股权纽带,借助供应链共同股东带来的信息优势与资金优势更好地实现范围经济。

推动产业链政策创新是国家提升经济韧性、确保产业安全和赢得国际竞争优势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加速器”。基于2010—2023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链长制”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链长制”显著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和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是其作用路径。异质性分析表明,“链长制”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显著影响主要存在于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企业以及非高新技术行业的企业中。拓展性分析表明,相较于高管,“链长制”对普通员工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更明显。这有助于缩小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并显著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内在动力。为此,政府应强化政策精准落地,加大对不同类型企业的支持力度,建立协同培育机制,强化政策评估反馈机制,以推动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