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消费扩容,消费扩容的重点在于农村,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目标在于提振农村消费需求,其实施又依赖财政支出的支撑。通过将城乡二元结构纳入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能够探讨在此背景下,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对消费不足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消费不足的原因可能在于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城乡收入分配失衡。具有城市偏向性的财政支出加剧了这一失衡,即我国财政支出长期侧重于城市投资性支出,进而推动城市的要素回报增加。虽然农村部门的劳动可以流入城市,分享一部分城市发展的收益,但农村部门无法进入资本市场,资本收益主要由城市居民获得,使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进一步导致我国整体的消费不足。偏向农村的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这种情况,但难以逆转财政支出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因此,为了实现消费的扩容提质,政府应采取综合措施,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智慧城市建设不仅能够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还对城市的碳排放及碳泄漏有重要影响。通过构建经济理论模型并运用我国285个地级市2009—2019年相关数据的研究表明,智慧城市建设显著降低了本地区的碳排放量,且对其他地区产生了正向碳泄漏效应,主要体现为对省内其他城市（区域内）产生碳泄漏,而在跨省城市之间（区域间）未出现明显的碳泄漏效应。不同规模的城市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呈现的碳泄漏特征差异显著,小型城市和大型城市均表现出正向碳泄漏效应,小型城市的碳泄漏体现在区域内,大型城市则体现在区域间;中型城市因区域内正向效应与区域间反向效应相互抵消,碳泄漏效应不显著。资源型城市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呈现显著的正向碳泄漏效应,且区域内正向效应明显强于区域间反向效应,而非资源型城市的碳泄漏效应并不明显。智慧城市建设推动了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引发了碳泄漏效应。这些结果意味着,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需因地制宜地制定措施,防范碳泄漏,并加强区域间协调,共同推进碳减排工作。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在为人类带来希望的同时,也对就业产生了较强的替代效应。具有“科创偏好型”的现行税制体系会进一步催化此种替代效应,加速“机器换人”的进程。由于以大龄、低技能劳动者为主的就业结构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中国更需要重视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就业具有的较强替代效应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大规模、全域性的技术性失业,并应当着手推动税制体系由“科创偏好型”向“就业友好型”转变。在具体路径方面,建议采用调整税式支出的稳健方式：一是细化科技创新的税式支出,特别是削减有害就业的技术方面的税式支出,实行总量控制。二是增加招用人工的税式支出,短期内可增设全职用工人数增加、工资水平增长、临时用工转为全职用工三项特别税收扣减项目,以及拓宽享受税收扣减特殊人群的范围;长期内可推行社会保险费增值税改革。三是完善技能培训的税式支出,如从额度与扣除周期两个维度加大继续教育支出专项附加扣除和职工教育支出税前扣除的力度、增设技能培训的专项基金。

绿色财政政策是政府环境治理的重要政策工具。探讨绿色财政政策对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对于积极稳妥推进“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以“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为切入点,实证分析绿色财政政策对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绿色财政政策显著地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且这种积极影响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再生型资源城市和节能潜力大的城市中的效果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绿色财政政策通过形成央地合力、政企合力和政府自驱动力显著地提升了能源利用效率。进一步检验发现,绿色财政政策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长期效应和经济绩效。因此,建议地方政府因地制宜探索绿色财政新模式,以构建央地合力的低碳结构效应、推进政企合力的绿色规模效应和发挥政府自驱动力的规制约束效应为抓手,持续推进绿色财政体制创新,不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探究宏观审慎政策的微观效应有利于监管部门更好地把握政策的作用机理,实施更精准的调控政策。以中国人民银行实施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这一事件为准自然实验,利用上市企业数据构造双重差分模型,分析跨境融资宏观审慎政策对微观企业经营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境融资宏观审慎政策有助于降低企业经营风险,这一政策效应在高杠杆企业和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开展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能够抑制企业金融化程度,从而降低企业经营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紧缩的货币政策搭配跨境融资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能进一步降低企业经营风险,且两种政策合力的效果主要体现在成熟期和衰退期的企业样本中。因此,监管部门应继续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疏通宏观政策在微观层面的传导渠道,并进一步建立健全“双支柱”调控框架,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创新投入是驱动实体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燃料”。采用2011—2021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结合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中的二级指标——投资业务指数,探讨互联网金融超市发展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金融超市中的金融产品线上交易越活跃,区域内企业的创新投入越高,并且这种促进效应在小规模企业、非国有企业、高成长型企业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时期的企业中更显著。机制分析发现,互联网金融超市中的金融产品线上交易具有财富效应和竞争效应,即互联网金融超市的发展增加了企业内源融资比例,降低了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进而增加了企业创新投入。调节效应分析发现,以独立董事和地区金融监管为代表的内外部监督制度会弱化互联网金融超市发展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因此,政府可以将稳健发展大型互联网金融平台和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行深度融合,进一步赋能企业加大创新投入。

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基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进行的机制分析发现,人工智能推动生产力要素发生一般性新质化,生成了新质劳动资料和新质劳动力,这两者的结合通过智能化生产和销售降低了劳动力投入和销售成本,提高了生产和销售效率,从而推动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对人工智能效应的发挥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以2010—2022年3931家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初步验证了人工智能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确保了结论的有效性。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劳动力投入和销售成本在上述关系中均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著;生产关系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地方公共数据开放度均能显著增强人工智能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对不同地区和行业的新质生产力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西部地区和服务业的推动作用更强。据此,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应重视生成新质生产要素、调适生产关系以及加大财政金融支持。

供应链金融作为现代金融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选取 2010—2022 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供应链金融对企业聚焦主业的影响机制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显著促进企业聚焦主业,且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的年限越长、能力越强、水平越高,供应链金融越能促进企业聚焦主业。这一促进作用主要源于供应链金融带来的资源获取效应和信息治理效应,这两种效应分别通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缓解融资约束与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抑制高管过度投资来实现。此外,上述影响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低、行业景气度较低以及无银企关系的企业中更显著。拓展性分析发现,供应链金融在促进企业聚焦主业的同时,提升了企业的主业业绩。因此,企业应积极开展供应链金融,构建稳定的合作关系;政府应因企施策,营造有利环境;金融机构应创新供应链金融产品和服务,精准匹配企业需求,共同助力企业聚焦主业,增强供应链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撑效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的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

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就业增长却相对缓慢,厘清哪些因素影响就业变动就显得非常必要。在推算中国1995—2021年97个行业大类就业人数及技能构成的基础上,采用全球投入产出分析框架和分层结构分解法,对中国1995—2021年就业变动进行分解。结果显示：由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偏向于劳动密集型环节,高技能劳动力就业增长慢于平均高等教育扩张速度,劳动力资源错配现象较为明显;1995—2021年国内循环始终主导就业增长,2001年入世后国际循环驱动效果更为显著,但在全球金融危机暴发后,其随外需的走弱而逐渐下降;在内需层面,技术密集型制成品、劳动密集型服务品和公共服务品的消费增加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更大,且在2007年后更为突出,国内消费升级的就业驱动效果显著;在外需层面,劳动、技术密集型制成品的消费增加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更大,在2001—2007年达到峰值,其后进入下行区间。据此,建议稳步推进产业升级以缓解劳动力错配问题,促进居民增收以扩大内需和引导消费结构改善进而推动就业增长,注意防控国际生产环节转移和消费结构改变等对就业市场的冲击。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衡量指标,体现了新时代绿色发展的理念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从要素禀赋差距的视角入手,分析鼓励外资进入政策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微观机制。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污染数据库,用马尔姆奎斯特-伦贝格指数法测算了工业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通过《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中国外资管制放松政策进行识别,考察企业与当地要素禀赋差距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鼓励外资进入政策能否提高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取决于企业生产技术能否与当地要素禀赋结构相匹配。若企业与当地要素禀赋差距过大,则会削弱外资开放政策对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其内在机制在于,生产技术不符合当地要素禀赋结构的企业,在面对鼓励外资进入政策时绿色技术进步更慢,管理效率更低,产品配置集中度越低,从而导致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下降。

工业机器人应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以2007—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供应链韧性的视角,分析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产品市场表现的影响。研究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可以提高企业的产品市场表现。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可以优化企业的供需匹配和稳定企业的供需关系,因而工业机器人应用可以提高企业的产品市场表现。异质性检验表明,在员工学历高的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产品市场表现的提高作用更强。进一步分析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在供应链上存在溢出效应,且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财务绩效有提高作用。为此,要大力发展工业机器人产业,要支持鼓励企业广泛应用工业机器人,以提高企业的产品市场表现。

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防止政府过度和不当干预市场,有利于保障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以 2010—2022 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商业信用融资分化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可以降低二者之间的商业信用融资分化程度。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可以降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市场地位差距和违约风险差距,因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可以降低二者之间的商业信用融资分化程度。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二者之间商业信用融资分化程度的降低作用在竞争程度低的行业、信任环境好的地区更显著。为此,要加大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力度,要将公平竞争审查的实施情况纳入地方政府的考核与问责指标体系中,要探索建立包括经营者、行业协会、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公平竞争审查监督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