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动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协同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二者协同的本质在于,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投资组合需与特定发展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技术经济条件及制度环境动态适配。从要素耦合、过程互动到结果互馈,二者的协同呈现逐层递进的层次结构,其成效可从结构适配度、激励相容度与目标价值实现度三个维度加以判断。改革开放以来,二者协同的形态经历了从基础性协同、效率性协同、重构性协同到系统性协同的演进。当前,二者的协同发展仍面临物质资本深化与人力资本积累的阶段性错配、制度安排对微观主体的激励相容性不足、跨领域统筹与跨周期衔接机制缺失等困境。摆脱这些困境,需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政府间财政关系,重塑地方政府推动协同发展的内生激励;创新财政支出工具,构建精准赋能的结构性配置机制;优化税收激励工具,激发多元主体协同共为的微观活力;健全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确立融合导向的考核评价标准。

关于制造业“内卷式”竞争的治理路径,既有研究多从供需结构、制度环境与数字平台维度切入,鲜有聚焦具备长期主义属性的耐心资本在微观层面对该竞争行为的作用效果。基于中国2011—2023年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从价格加成视角的实证研究表明,耐心资本能够提升制造业企业的价格加成率,缓解制造业“内卷式”竞争压力;从理论机制来看,优化内部治理、改善供应链结构以及增强运营韧性是耐心资本发挥缓解效应的关键路径;耐心资本的缓解作用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在面临高融资约束、采取增长导向发展战略以及高科技行业和高环境不确定性行业企业中,其缓解效应更强。上述结论意味着,应着力培育和壮大耐心资本,推动其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其在缓解制造业“内卷式”竞争中的治理作用。同时,应结合企业融资环境、战略导向及行业技术属性等客观差异,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耐心资本引导与治理政策,从而推动中国制造业实现由价格竞争向高质量价值竞争的跨越。

数字时代,以数据为驱动、以资本为主体的“干中学”效应正在形成。作为生产过程的副产品,数据既依附于资本而产生,又成为机器学习算法的学习素材,提升了资本中的算法性能。由于数据具有非竞争性,产出无法以数据的边际贡献向数据所有者支付报酬,在收益分配上要将其与竞争性要素绑定。基于资本“干中学”的新视角,将数据这一新要素引入内生经济增长框架中的理论分析表明,数据具有乘数效应,能够将经济的平衡增长路径推高;对于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的两个地区,它们在“无数据”“排他性数据”和“自由流动数据”三种情景中具有不同的平衡增长路径。比较静态分析表明,自由流动数据的经济增长效应能被分解为乘数效应和溢出效应两个部分。乘数效应将各地的平衡增长率推高,但也扩大了地区差距;溢出效应使要素禀赋较好地区的数据红利溢出到要素禀赋较差地区,促进了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实践中,对于高排他的数据要重视做大做强其数据乘数;对于公共数据等非排他数据要打破数据孤岛,也要加快构建安全可信的数据流动生态。

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对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利用2013—2022年中国商业银行数据与手工搜集的银行文化数据,实证检验商业银行文化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银行文化能够抑制银行风险。机制检验表明,银行文化通过提高信贷业务规范程度与优化内部治理水平降低银行风险。异质性分析表明,合规、担当和合作文化发挥了降低银行风险的作用;相比于全国性商业银行、系统重要性银行和流动性创造能力较强的银行,银行文化对地方性商业银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流动性创造能力较弱的银行风险具有更为明显的抑制作用。因此,政府应引导银行加强文化建设,将文化理念嵌入银行经营管理全流程,依托政策引导与跨领域合作强化中小银行等重点机构的文化培育,并推动文化建设与正式监管制度协同发力,以文化软实力助力银行业高质量发展。

债券违约背后隐藏的发债企业的违法行为严重扰乱了债券市场秩序。那么,作为一项监管型小股东开展行权活动的投资者保护制度,投服中心能否对债券市场产生溢出效应?基于此,以2016—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的债券为样本,实证检验投服中心行权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投服中心行权显著提升了债券信用利差。机制分析表明,投服中心行权能够发挥信号效应,将上市公司治理和资金情况较差的信号传递给债券投资者,从而增大债券信用利差。异质性检验发现,当地区信用环境薄弱、企业对投资者的保护程度较低、投资者学习效应不足时,投服中心行权对债券信用利差的提高作用更为突出。此外,投服中心行权增加了债券一级市场的发行成本,并且在扩大二级市场债券信用利差后还加大了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因此,上市公司要持续完善信息披露,增强自身在债券市场中的议价能力;监管部门则要借助投服中心的行权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从而推动资本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

人工智能在制造业中的深度应用,正在推动制造业从传统的地理集聚向虚拟集聚演进。然而,既有研究仍主要聚焦地理集聚,对制造业虚拟集聚的关注相对不足,尤其缺乏关于人工智能影响制造业虚拟集聚的系统性考察。基于2014—2022年中国26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以专利数量测度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并构建涵盖知识溢出网络、生产平台网络、市场网络和网络支撑能力的制造业虚拟集聚综合指数。实证结果表明：第一,人工智能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增强城市制造业虚拟集聚的程度;第二,人力资本和创业活力是人工智能促进制造业虚拟集聚的重要传导渠道,人工智能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激发创业活力,间接推动制造业虚拟集聚的形成与深化;第三,人工智能对制造业虚拟集聚的促进作用,在东部与中部地区、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以及研发投入较高地区表现更为突出,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与环境异质性。研究发现,应围绕人工智能发展、人力资本积累与创业生态优化,依据地区发展阶段实施差异化的区域布局,并形成协同推进的政策格局,以更好把握数字经济背景下制造业虚拟集聚的发展趋势。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社会经济生活不断变革和创新。那么,如何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突破供应链金融发展瓶颈以助力实体经济发展?以2010—2024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检验了企业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供应链金融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显著促进供应链金融发展。机制检验表明,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维护供应链安全、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和降低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因而企业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促进供应链金融发展。进一步分析表明,属于非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和处于不确定性高的环境中的企业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更能促进供应链金融发展。因此,企业要充分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促进其业务与供应链金融相结合;政府部门要大力支持企业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充分发挥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产业链供应链的优化引领作用。

工业机器人的广泛应用为制造业企业提升进口议价能力提供了新的现实基础。基于2007—2015年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探究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进口议价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显著提升了企业进口议价能力,该效应主要通过扩大企业市场势力及提升国内供应链构建水平实现。异质性检验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进口议价能力的提升作用在高新技术产业、加工贸易型企业及沿海企业中更加明显,同时也展现出一定的政策导向性,即受政策支持的企业在应用工业机器人后其进口议价能力提升的幅度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进口议价能力的提升作用在行业内和跨行业层面均存在,但表现形式存在差异：在行业内,相关效应由头部企业向其他企业传导,并沿资本密集度递减方向扩展;在跨行业层面,相关效应在高资本密集度企业中更加显著。研究表明,应持续推动企业智能化转型、加强国内供应链构建,在企业进口受限或实力较弱的情况下适当提供政策支持。

在美国频繁使用出口管制持续制裁我国企业的背景下,研究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对我国企业特质风险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以2010—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结合美国出口管制实体清单,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对我国企业特质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在遭受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冲击后,我国企业通过积极的战略调整有效降低了企业特质风险,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分析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效应在核心管制行业、未开展海外业务的企业中以及美国出口管制政策强度调整后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面对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企业通过优化风险披露策略、降低盈余管理程度、提升在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方面的表现等方式主动改善信息环境,进而降低企业特质风险。同时,信息环境的改善有助于提升分析师预测准确性,减少预测误差与分歧。基于研究结论,政府部门可通过完善外部风险披露机制、加大财会监督力度、健全环境社会治理体系等措施,维护资本市场稳定。

在数字经济发展的浪潮下,会计智能化转型是大势所趋。以2013—202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文本分析法和机器学习词向量生成模型（Word2Vec）构建衡量上市公司会计智能化转型的指标,并实证检验了会计智能化转型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会计智能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会计智能化转型推动了企业人力资本流动,降低了企业的人力资本成本,实现了企业人力资本质量和人力资本工作效率的双提升,因而会计智能化转型可以赋能企业价值创造。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制度环境好、政府对教育支持力度大的地区,企业会计智能化转型对企业价值创造的赋能作用更明显。因此,企业要加快进行会计智能化转型,政府要持续优化制度环境,并要加大对教育的支持力度。

提高创新质量是中国企业摆脱技术“卡脖子”困境的必由之路。从职场回流这一特殊的科技人才流动视角出发,基于2007—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独特数据集,实证检验科技人才职场回流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显示,科技人才职场回流能显著提高企业创新质量。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科技人才职场回流主要通过知识多元化和合作网络拓展两个机制促进企业创新质量提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科技人才职场回流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在非技术密集型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度较低的地区和大规模企业中更为显著。经济后果分析表明,科技人才职场回流对企业描述性创新披露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因此,企业应致力于吸引科技人才职场回流,并在科技创新的过程中积极发挥职场回流科技人才的作用;政府应发挥引导和支持作用,在推动人才有序流动的过程中鼓励企业招收离职科技人才,并为职场回流科技人才发挥作用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不断深化,企业ESG表现已成为影响现代投融资决策的重要因素。企业ESG表现的年际变化可能影响企业股价波动。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企业ESG表现下滑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下滑对股价崩盘风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显示,ESG表现下滑通过损害企业市场声誉和加剧投资者情绪恐慌增加股价崩盘风险。同时,ESG表现下滑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在规模较大、会计信息质量较差、处于价值链下游、ESG“漂绿”风险较高和向上错误定价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企业应定期评估自身ESG发展状况,积极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机制建设。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快制定强制性ESG披露量化指标,加大ESG违规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分类分级划定企业ESG压力测试范围,进一步创新ESG导向的金融工具与风险缓释机制,努力培育ESG理性投资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