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激发研发主体创新动机与活力,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举措。基于2003—2019年中国地级市和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市场分割显著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市场分割对高技术产业、数字经济产业以及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具有抑制作用,而对非高技术产业、非数字经济产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影响则不显著,这说明市场分割对依赖技术创新以保持市场竞争力的企业产生了更严重的阻碍作用。机制检验揭示,市场分割降低了市场竞争程度,阻碍了地区产业集群的形成及其强度的提高。进一步研究表明,市场分割不利于地区本地化创新能力的培育,阻碍了科技创新的发展。为此,厘清市场分割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至关重要,应以市场化改革为导向,加大竞争政策的执法力度,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是中国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工业智能化发展可以提升城市劳动供给质量、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创新水平和形成集聚经济,从而成为中国吸引外资的“新引擎”。基于中国2008—2019年市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第一,工业智能化发展显著促进了FDI流入。第二,机制分析表明,人力资本优化效应、创新驱动效应、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是工业智能化发展吸引FDI流入的重要渠道。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在贸易自由化程度较高和胡焕庸线以东的城市,工业智能化发展对FDI的吸引作用更强;此外,由于产业集聚效应,工业智能化发展在低行政等级城市吸引FDI的作用更为强劲。第四,进一步分析发现,工业智能化发展通过吸引FDI流入,推动了城市对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因此,应进一步推动城市智能化产业发展战略,注重差异化政策调整,充分发挥工业智能化作为中国吸引外资“新引擎”的重要作用。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进一步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深化分税制改革无疑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从而破解发展难题、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分税制改革三十年是财政体制围绕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目标主动调适的过程,而现代财政体制的构建则要求分税制进一步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基础之上的分配逻辑、基于目标协调与竞争机制的方法逻辑、公平与效率的标准逻辑是分税制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逻辑基础。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分税制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平衡财政职能、激发地方政府积极性等方面持续地作出改进。为此,建议采取三大策略以深化分税制改革：以“配置范式”+“交易范式”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意在加强资源统筹与竞争效率;采用“循证管理”+“比率指标”财政管理策略,意在引入财政职能偏好显示机制并提升预算绩效;以受益原则深化财政收支划分改革,意在规范财政运行并硬化预算约束。

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引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在较大的财政压力下,地方政府如何使用有限的财政投入促进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显得非常重要。基于2013—202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财政科技投入强度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的结果表明,财政科技投入强度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且随着财政科技投入强度的加大,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水平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机制分析表明,较高的财政科技投入强度不利于数字人力资本形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市场环境活跃度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地区、经济基础较好和营商环境一般的样本中,财政科技投入强度与数字经济之间的倒U型关系更为明显。因此,建议持续优化财政科技投入方向,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因地制宜制定财政科技投入方案,促进区域数字经济协调发展;加强数字技术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完善资本市场制度是健全资本市场功能的必然路径,但注册制改革的效果尚待讨论。从股价崩盘风险和投资收益的视角,以2019—2022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运用双重机器学习分析注册制改革对资本市场的影响,结果表明,注册制改革在抑制资本市场股价崩盘风险的同时,降低了投资者的长期持股收益,体现出“双刃剑”效应。这一现象在非国有企业、公用事业和工业类企业、机构持股比例高的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中尤为显著。因果中介效应显示,注册制改革通过改善企业信息披露质量、抑制投资者非理性交易和降低资本市场流动性三条路径发挥作用。此外,注册制改革能够缓解上市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但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剧了“重融资”现象。为此,政府应加强信息披露监管与投资者教育,完善退市制度,健全投资回报机制,确保注册制改革推动资本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失业保险待遇标准与员工失业风险感知紧密联系,研究其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结合中国实体企业热衷配置金融资产的现实背景,实证检验失业保险金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失业保险金显著增加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并且同时增加了“蓄水池”动机的短期金融资产配置和“投资替代”动机的长期金融资产配置。机制检验显示,失业保险金会改变企业的投资意愿和投资偏好,投资意愿的提升强化了“蓄水池”动机,对高收益的金融投资偏好强化了“投资替代”动机。异质性分析显示,在员工关怀程度更高和信息披露质量更高的企业中,失业保险金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进一步地,随着失业保险金水平的大幅上涨,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动机由“蓄水池”向“投资替代”转移。为此,应全面评估失业保险的经济效应,坚持劳动保障优化与企业提质增效并举。

在数字化变革的背景下,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对开放式绿色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2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探讨了数字化变革背景下企业ESG表现对开放式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良好的ESG表现对企业开放式绿色创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在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企业数字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这种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高新技术企业、地区信任水平较高和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中,ESG表现对开放式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企业应建立现代化ESG管理体系、充分利用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红利、主动发挥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开放式绿色创新系统和ESG能力培育的促进作用。

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力量。因此,深入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7—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的行业同群效应,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行业互动聚集现象明显。机制分析结果显示,竞争压力是企业数字化转型行业同群效应的核心驱动力,主要表现为信息环境越好、市场竞争越激烈,行业同群效应越显著。拓展性分析发现,当同群企业的绩效水平和地理邻近程度越高时,行业同群效应越显著,符合逻辑模仿律和先内后外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竞争环境相对激烈的非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中,数字化转型的行业同群效应更为显著。

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情形下,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至关重要。产业链供应链是国内大循环的关键,数字经济有利于打通国内产业链供应链运转中的关键堵点,成为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抓手。国内各区域间分工协作深化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直观体现,以国内价值链长度作为国内大循环发展水平的表征变量,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国内大循环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国内价值链长度的增加,有效畅通国内大循环。行业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有利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行业下游位置国内大循环的发展,对非生产性服务业国内大循环的推动作用更强。数字经济分维度异质性分析表明,产业数字化、数字应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和数字发展环境均有利于畅通国内大循环,但作用效果依次递减。机制分析表明,降低市场分割是数字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作用机制。因此,为促进国内大循环的发展,要注重优化数字发展环境,推动数字产业化发展,进一步激发数字经济对高技术行业的赋能效应,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更好发挥数字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支点作用。

中心-外围城市间污染控排效应的空间发散引致了减排“孤岛”现象的发生,制约了区域绿色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心-外围空间结构构建污染控排空间效应理论模型,从城市间生产活动的规模报酬异质性视角解释减排“孤岛”的形成动因,结合2003—2016年中国27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网络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对理论演绎结果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规模报酬递增的作用下,单位污染物排放的产出水平随着城市中心度的提升而提升,中心城市控排效应更为明显,减排“孤岛”由此形成;城市控排效应空间正相关,城市中心度越高,其受到其他城市正向空间溢出的效果就越显著,减排“孤岛”被进一步强化;中心-外围城市间的主导产业异质性及由此产生的产业关联是控排效应空间发散的根本原因。因此,需要接受仅凭经济系统内在力量难以自动弥合中心-外围城市减排“鸿沟”的基本现实。但是,可以从推动外围城市绿色产业转型、加速中心城市绿色技术溢出、提升中心-外围城市经济合作等角度优化政策供给,最大限度推进排污强度的相对收敛。

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可以促进数据流通与共享、提升数字产业竞争力和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利用2007—2023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可以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且政府公共数据开放质量越高,越有助于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机制研究表明,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可以优化企业的治理机制、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和拓展企业的实体投资空间,因而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可以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异质性研究表明,在数字化转型程度高、分析师跟踪少以及信息披露质量低的企业中,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高作用更明显。为此,要完善公共数据开放的机制体制和提高政府公共数据开放的质量。

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在此背景下,企业亟须推进数字化转型。为此,以2015—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城投平台入股企业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城投平台入股企业能提高企业的数字化水平。机制检验发现,在城投平台入股企业后,城投平台可以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因而城投平台入股企业可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检验发现,当入股企业的城投平台主体信用评级高、行政级别高和持股比例高时,城投平台入股企业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因此,要积极促进企业与城投平台合作,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