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将对劳动力市场产生重要影响。基于2007—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劳动力需求方视角的实证研究表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可以显著提高企业劳动投资效率,主要表现在抑制冗余雇佣方面;从影响机制看,人工智能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抑制管理者的非理性决策以及强化外部监督三条路径提高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劳动力供应充足、劳动力错配程度低以及制度环境良好的地区,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劳动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强。因此,应推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完善人工智能应用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技术带动就业,优化现有员工的技能结构,提高企业对劳动力的利用效率;强化人工智能作用渠道建设,激活人力资本、决策优化与外部监督效能。

政务服务信息化建设不仅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更是新发展阶段下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以信息惠民国家试点城市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3—2021年中国28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相对非试点城市,信息惠民国家试点城市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了试点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表明试点政策所推动的政务服务信息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东部地区、较大规模、信息基础设施更完善以及人力资本水平更高的城市中,政务服务信息化的作用更强。渠道检验发现,政务服务信息化带来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下降、公共服务水平提升,通过推动城市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和激发城市创业活力的方式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上述结论意味着,加速推动政务服务信息化建设,并因地制宜地制定发展方针,是进一步发挥政府治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拉动作用的关键。

2025年全国税务工作会议提出“守正创新、强基固本,高质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税务实践行稳致远”,丰富了税务工作新主线。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理解这一新主线,既要把握“一个最大共识、五个必须统筹”的最新理论拓展,又要领悟围绕高质量发展的系列高标准、高层次要求。“守正创新”是税务工作新主线的本质特征,要着重从根本制度到国家治理、制度优势到治理效能、治理效能到税务效能、持续推进与强化提升等四个方面来阐释效能税务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强基固本”是落实税务工作新主线的重要支撑,要深刻把握效能税务中蕴含的经济与税收、法治公平与发展效率、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依法治税与税收任务、依法征管与纳税服务、以数治税与以税咨政、从严治税与从严带队等七个关系。“行稳致远”是税务工作新主线的时代要求,新征程上中国税务要不断提升站位,始终聚焦主业,既要推进自身发展行稳致远,更要为中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作出税务贡献。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支撑,财政科技支出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基于2010—2022年我国25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财政科技支出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财政科技支出显著提升了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机制分析发现,财政科技支出通过驱动传统产业深度转型、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发展、优化产业结构,能够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异质性分析发现,财政科技支出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在城市规模较大、城市化水平和市场化水平较高、商业信用环境较好的地区更加显著,同时在财政压力较小、晋升考核压力和财政分权较大的地区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因此,应继续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加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科技支撑;提高财政科技支出的产业创新效应,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施区域差异化财政科技支出策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随着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土地财政模式转型,持续扩张的地方政府专项债背后存在债务收益能力不足的风险隐患,在此背景下,强化金融市场约束是重要的突破口。基于2015—2023年中国地方政府专项债数据,创新性构建价差偏离度和基金收入带动作用指标,从债务管理行为的视角分析和检验金融市场约束对地方政府专项债收益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市场约束显著提升了地方政府专项债收益能力,且该效应在信息披露完善、人大监督较强的地区更为显著。从专项债“借、用、还”全周期管理行为传导影响来看,金融市场约束对债务举借和债务使用均有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在举借环节能够显著提高债务项目质量,在使用环节能够显著加快资金使用进度和提高项目运行效率,但对债务偿还行为的影响不显著。因此,建议完善金融市场约束机制,强化债务行为激励;优化专项债全周期管理,提升债务运行效能;强化财政、金融与人大三方协同配套与改革。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数字金融发展与营商环境建设,基于此,研究数字金融与企业持续创新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以2011—2022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动态面板门限模型考察数字金融与企业持续创新的关系,并探讨营商环境的作用。结果发现,发展数字金融能够提升企业持续创新能力,但长期内会产生边际递减效应,而良好的营商环境则有助于数字金融对企业持续创新发挥促进作用。该结论在非国有企业与非沿海地区的企业样本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金融对企业持续创新的影响主要通过增强产业链韧性和提高金融科技水平的方式得以实现。因此,政府部门应进一步推动数字技术、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过营造高水平的数字营商环境与科技营商环境,增强金融数据的治理能力,提升对企业持续创新的服务效能。

超募融资已成为科创板首次公开募股（IPO）过程中的普遍现象。然而,超额募集资金能否缓解科创企业在创新活动中面临的资金约束,从而提升其创新表现呢?基于截至2023年底的科创板上市公司数据,考察IPO超募对创新产出影响的研究结果显示,IPO超募率与科创企业的创新产出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当企业高管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越严重时,IPO超募对创新产出的抑制作用越强,这表明代理问题可能导致超募资金的低效配置。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科创属性弱、突击分红动机强、研发操纵程度高、信息披露质量低的企业中,IPO超募与创新产出的负向关系更为显著。此外,股权制衡、股权激励、媒体监督等治理机制可以弱化上述影响。因此,在加强对高超募现象的监管并引导超募资金合理使用的同时,应进一步完善对科创企业“硬科技”的认定标准,细化对超募资金使用及研发活动等方面的信息披露要求,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企业创新质量。

随着职场员工老龄化现象的日益加剧,如何激发年长员工在职业生涯后期的工作活力与学习动力以推动其实现工作繁荣,已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组织管理的重要议题。基于自我决定理论,探讨年长员工代际知识分享对其工作繁荣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并对三阶段330份有效问卷进行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年长员工代际知识分享能促进其工作繁荣;心理需求满足在其中起中介作用;感知年轻员工知识吸收能力不仅正向调节年长员工代际知识分享与心理需求满足之间的关系,还正向调节年长员工代际知识分享通过心理需求满足影响其工作繁荣的间接效应。因此,企业应鼓励年长员工积极参与代际互动,重视个体心理需求满足在年长员工实现工作繁荣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关注并提升年轻员工的知识吸收能力。

企业间网络是企业获取信息和技术的关键渠道,绿色技术网络位置决定着企业所能获取绿色技术资源的质量和数量,对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理论分析企业绿色技术网络位置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的基础上,利用2007—2022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绿色技术网络优势位置有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企业绿色技术网络优势位置通过增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企业吸收能力和数字化转型能够强化绿色技术网络优势位置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绿色技术网络优势位置有助于企业实现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的双赢。根据研究结论,应该构建联系更加紧密和运作更加高效的绿色技术网络,以促进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鼓励企业利用绿色技术网络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赋能高质量发展。

中国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是企业实现碳生产率改进,进而提升绿色产品出口质量的重要保证。基于人力资本结构的动态变化,探究人力资本与碳生产率的协同作用如何促进绿色产品出口质量的提升。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与碳生产率的协同作用显著提升了绿色产品出口质量,且在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同时,人力资本与碳生产率的协同作用对绿色产品出口质量的提升作用对于民营企业、加工贸易企业、产品差异化程度较强的企业和出口到高收入国家的企业而言更加明显。人力资本与碳生产率的协同作用通过促进研发和增强技术吸收能力渠道,提升了绿色产品出口质量。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与碳生产率发挥协同作用,是促进企业绿色产品出口质量提升的重要原因。因此,企业应当注重人力资本与碳生产率的提升和协同发展,为提升绿色产品出口质量提供充足动力。

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举措。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2011—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成本黏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显著降低了企业的成本黏性。机制检验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通过降低企业的调整成本、减少企业的代理问题和调整管理层的乐观预期,有效降低了企业的成本黏性。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属于垄断行业以及企业处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力度较大的地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更能降低企业的成本黏性。为此,要进一步加大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力度和加强公平竞争审查的监督机制建设。

社交媒体中高度活跃的用户的个体智慧对于打破“沉默的螺旋”有重要作用。利用2013—2023年沪深A股非金融业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互动平台提问领袖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关系。结果发现,互动平台提问领袖显著降低了股价崩盘风险,打破了“沉默的螺旋”。机制分析发现,互动平台提问领袖的提问能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和强化外部监督,因而互动平台提问领袖能降低股价崩盘风险。互动平台提问领袖对公司关注集中度越高,越能降低股价崩盘风险;但互动平台提问领袖对上市公司关注广泛会提高股价崩盘风险。对上市公司的回复策略分析发现,上市公司提高回复文本的相似度、增加回复字数、缩短回复时间能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然而上市公司的回复过度偏向互动平台提问领袖会提高股价崩盘风险。互补效应分析发现,监管部门的监管与互动平台提问领袖的提问之间具有监管互补效应。为此,要充分发挥互动平台提问领袖积极作用,但同时也要规范互动平台提问领袖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