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是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在此背景下,深入探究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尤为重要。以专利引用信息衡量企业数实产业技术融合,并基于2008-2022年沪深A股非金融企业样本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实产业技术融合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机制分析表明,数实产业技术融合通过促进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进而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发现,就企业自身特征而言,数实产业技术融合对非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更显著;从企业所处外部环境来看,数实产业技术融合对处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作用更明显。基于上述结论,为进一步发挥数实产业技术融合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应完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劳动力市场供需结构,因企因地施策推进数实产业技术融合。

促进地方政府债务健康与可持续发展是防范化解金融系统性风险的重要策略。以2015年开始实施的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地级市面板数据和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基于创业视角的研究表明：第一,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显著提升了地区创业活跃度,有利于激发企业家精神;第二,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不仅可以缓解创业活动中的信贷约束,还有利于改善政商关系,通过以上两个渠道促进地区创业活动和激发企业家精神;第三,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产生的创业促进效应存在所有制和行业异质性,在民营企业、服务业和高新技术领域更加明显;第四,在信息披露水平较高、财政压力较小以及法治和商业信用环境较优的城市,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会产生更强的创业促进效应。基于此,地方政府可以考虑借助地方债务治理的契机来改善政商关系和缓解市场主体面临的融资困境,以充分激发市场创业活力,但需要根据地方财政压力等实际情况实施差异化的改革推进策略,同时应加快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的搭建和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

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对释放其财政经济效能、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0—2023年我国28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人工智能+”行动对地方财政压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以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为政策载体的“人工智能+”行动,显著缓解了地方财政压力。机制分析表明,该政策通过激发市场主体创业活力以增加税收收入,并通过优化政府资金配置以提高财政支出效率,从而缓解财政压力。异质性分析发现,缓解效应在财政自给率较低、产业集聚度较高的地区更为突出;同时,“人工智能+”行动也有助于改善地区间初始数字基础设施政策支持的不均衡状况。因此,应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行动,释放“人工智能+”的财政经济效应;促进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疏通财政压力缓解的传导机制;实施区域差异化“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精准缓解地方财政压力。

推动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是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提升政务服务效能的关键,更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以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借助“互联网+政务服务”政策构建准自然实验,探究该政策对纳税生态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互联网+政务服务”政策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纳税遵从度,实现纳税生态优化,且这一影响在国有企业、零售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和融资约束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更为突出。机制分析表明,该政策通过减轻成本负担、重塑政企关系、强化征管秩序三重路径,优化纳税生态。进一步研究发现,“互联网+政务服务”政策还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培育可持续税源,实现税基的扩展与稳定,进而实现纳税生态更深层次的优化。基于此,政府应深化数字技术应用,系统降低纳税生态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构建数字化互动机制,深度重塑纳税生态的政企信任关系;实施精准化协同治理,持续优化纳税生态的征管秩序。

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是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激发经济发展活力的关键所在。在全球产业链重构和大国博弈的背景下,如何强化供应链整体协同合作,重塑稳定安全的供应链关系,对企业资本配置至关重要。基于此,利用2008—2022年上市公司及其上下游供应链数据,讨论供应链持股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供应链持股有助于提高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其中,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和改善企业信息环境是两条潜在的作用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供应链持股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在供应链稳定性较差和“链主”地位较低的企业,以及处于行业经济下行期的企业中更加显著。经济后果检验发现,供应链持股可以通过提高企业资本配置效率,进而降低企业破产风险。因此,建议政府部门进一步完善与供应链持股相关的配套政策体系,制定专项扶持政策并采取激励手段,积极引导并促进企业间构建供应链协作关系与股权联结机制,从而充分发挥供应链持股在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资本运作效能中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受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和股市利好政策频出等因素的影响,我国股价波动加剧,股市投资者情绪对政策变化高度敏感且政策利率处于下行周期。在此背景下,从投资者情绪分解的视角研究利率变动对股价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采用区制性向量自回归（RVAR）模型分解投资者情绪,并通过区制依赖局部投影（RLP）模型考察不同投资者情绪渠道下利率变动对我国股价的传导效应。研究发现,当投资者情绪低迷时,利率变动通过盲目型和指向型投资者情绪渠道分别引起多层次股价同向和反向变动;当投资者情绪高涨时,利率变动通过盲目型投资者情绪渠道引起多层次股价产生先同向、后反向的变动,通过指向型投资者情绪渠道引起多层次股价产生先反向、后同向的变动。同时,在投资者情绪高涨区制,我国股市投资者情绪的自我强化特征主要表现在盲目型投资者情绪而非指向型投资者情绪。因此,为保障利率调整后股价稳定,我国应充分发挥聪明投资者对普通投资者的投资引领作用,在利率变动后通过少数聪明投资者对股市普通投资者的情绪和资金流向进行引导和管理。

随着人工智能情感功能的不断发展,员工向人工智能寻求情感支持的现象日益增多,这将对工作场所的人际行为产生深远影响。然而,相较于对工作行为和结果的广泛关注,关于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员工人际关系的研究,尤其是从人工智能情感支持视角出发的探讨非常有限。基于自我概念理论,通过采取三时点的问卷调查方法对来自440名员工的数据进行分析,探讨了人工智能情感支持如何影响员工关系重塑。研究结果显示,人工智能情感支持通过引导员工进行关系反思,进而促进了关系重塑。外倾性强化了人工智能情感支持对关系反思的正向作用,同时强化了关系反思在人工智能情感支持与关系重塑之间的中介作用。基于上述结论,企业应该重视人工智能情感功能对工作场所的潜在影响,并结合员工的个体差异,有效规划人工智能情感支持的应用布局,以发挥人工智能对工作场所人际关系的积极作用。

金融科技重塑了整个金融生态和经济运行系统,中小企业难以置身事外,危与机同生共长。利用独特的中小企业大样本数据,对金融科技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中小企业业绩展开细致考察的实证研究表明,就中小企业而言,金融科技发展带来的危大于机,对其业绩表现具有显著的负面冲击,而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信贷供给收缩、行业竞争加剧以及金融监管趋严。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金融科技对中小企业业绩表现的影响效应与金融科技发展阶段以及传统金融发展程度密切相关。探索性检验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发展对中小企业业绩的影响更多地表现为企业营业利润率的大幅下降和管理费用的大幅增加;同时,面对金融科技发展带来的巨大挑战,从企业端与政策端的双重视角出发,系统揭示了中小企业在金融科技发展背景下的应对逻辑与外部支持路径。基于上述结论,政府应完善中小企业发展顶层设计并落实政策法规;金融机构应依托金融科技转型,创新产品服务以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中小企业应借力金融科技加快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加快对接数字领域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于释放数字贸易增量潜力具有重要意义。使用2000—2022年区域贸易协定电子商务和数据条款数据库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数据库,从自由贸易协定边境后条款视角出发,考察数字领域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数字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领域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数字贸易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包容性规则对接的促进效应更为突出,约束性规则对接则呈抑制效应。其作用机制主要包括数字产业支撑效应与数字网络重构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服务条款的促进效应最强,其次为数字知识产权与数字投资条款,竞争政策条款的作用相对较弱。拓展性分析发现,不同制度整合路径对数字贸易的影响存在差异,中国、美国或中美两国共同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促进效应尤为明显,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加入或规则整合可能对数字贸易产生抑制效应。此外,非数字领域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通过创新要素激活效应、营商环境优化效应和人力资本适配效应等路径间接促进数字贸易发展。因此,各国应优先推动包容性规则落地,避免照搬式制度输出;同时,强化数字产业支撑能力和分层分类的接入规则,从而形成有梯度的区域规则适配路径。

随着数字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深入发展,跨境数据流动对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具有重要影响。基于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ECIPE）的数字贸易限制指数数据库,对2014—2018年42个经济体的五大生产性服务业的跨境数据流动限制进行量化,并进一步就其对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具体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显著抑制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异质性分析显示,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和仓储业、租赁及其他商务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受抑制程度显著高于邮政电信业和金融保险业;相比于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的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受到的抑制作用更大,而经济自由度较高的经济体能有效应对跨境数据流动限制的消极影响。机制分析表明,跨境数据流动限制通过抑制研发创新、引发人力资本结构失衡及增加贸易成本三条路径降低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因此,政府应进一步完善平衡安全与效率的数据流动治理框架,通过激励技术创新、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和降低贸易成本来强化要素支撑。同时应推动国际数据标准对接,并提升政策弹性与经济自由度,从而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在跨境数据规制下的高质量发展。

绿色转型为中国企业突破绿色投资壁垒和提高海外子公司的绩效提供了新契机。利用2008—2022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及其海外子公司的面板数据,以绿色工厂创建为准自然实验,考察了母公司绿色转型对海外子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母公司绿色转型有助于提升海外子公司的绩效。影响机制检验发现,母公司绿色转型可以提高母公司以独资模式进入东道国（地区）的概率和释放绿色信号,因而母公司绿色转型可以提高海外子公司的绩效。调节效应分析发现,母国与东道国（地区）之间的制度距离会削弱母公司绿色转型对海外子公司绩效的提升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母公司绿色转型对海外子公司绩效的提升作用在属于污染行业的母公司中更明显;相较于研发型海外子公司,母公司绿色转型对生产型和商贸型海外子公司绩效的提升作用更强。为此,政府应持续推广和支持绿色工厂创建,以绿色化引领对外直接投资,助力中国企业高质量“走出去”。

人工智能是企业改变知识生产方式和决策范式的重要推动力,企业应用人工智能会影响企业的信息生成与信息披露。以2008—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企业应用人工智能对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应用人工智能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碳信息披露质量。作用机制分析发现,企业应用人工智能可以改善企业的信息环境、ESG表现和提高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因而企业应用人工智能可以提高企业的碳信息披露质量。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环境规制强地区的企业、竞争程度高行业的企业和环境敏感度高行业的企业中,企业应用人工智能对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作用更大。为此,企业要加快人工智能应用,提升数据采集质量,积极履行ESG;监管部门要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加快完善碳信息披露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