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高压输电工程作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承担能源供需调节的重要职责,更担负区域环境优化的历史使命。基于2003—2020年1625个县区的面板数据并运用交错双重差分法的研究结果表明,特高压输电工程能够显著降低地区PM浓度,从而助力区域环境优化;具体而言,投运特高压输电项目的县区,其PM浓度较未投运县区平均降低了约1.51个百分点。特高压输电工程主要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清洁生产与推动绿色创新三个机制助力区域环境优化。特高压输电工程的环境效应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一方面,特高压输电工程显著降低了电力输入地、东部地区以及能源资源相对匮乏地区的PM浓度;另一方面,其不同程度地加剧了电力输出地、西部地区以及能源资源丰富地区的环境压力。因此,在特高压输电项目建设中,国家应重点关注电力输出地、西部地区以及资源型县区的居民福利与生态环境问题,建立健全生态补偿与技术支持体系,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向平衡。

关于环境规制对就业和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以往研究均将环境规制视为“岗位杀手”。通过构建包含环境污染、环保和劳动力市场摩擦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考虑环境污染对生产的破坏性,可以考察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市场及宏观经济的影响。在模型参数校准的基础上,二阶矩匹配的结果表明,考虑环境污染对生产破坏性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能够较好地拟合中国现实数据。环保税冲击的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表明,环保税率上升引起的逆向冲击导致劳动力市场紧缩,并且环保税率上升导致宏观经济波动加剧;但是,如果政府将环保税用于企业聘用补贴,将有助于缓解征收环保税带来的劳动力市场紧缩和宏观经济波动,进而有助于降低政府熨平经济周期的成本。稳定化货币政策设计的模拟结果显示,环保政策显著改变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且这一改变对失业的影响尤为明显。社会福利分析结果表明,在实施环境规制的同时,采用以失业为盯住目标的货币政策机制与聘用补贴相结合的政策组合具有兼顾环保、就业和宏观经济稳定的效果。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转移支付作为一种社会收入再分配机制,是增强区域发展平衡性、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经济治理手段。西方转移支付的目的局限于控制区域两极分化,往往暴露出政府财力限制和逆向激励的问题。中国式转移支付兼具平衡区域发展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发挥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的协作功能,根植于受援地区的人、财、服务等需求导向,采用多样化的政策实施手段,形成了以资金拨付、干部交流为主要形式的复合型政府间再分配,介于初次分配与再分配之间的“党政主导-市场调配”1.5次分配,以及介于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之间的“党政引导-社会参与”2.5次分配,由此塑造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广义再分配。对这种“经济问题-政治解决”方式进行经验总结和理论提炼的过程,其本身也是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积极尝试。

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是激发市场活力和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的强劲动力。以税收“放管服”改革为切入点,基于2014—2022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税收“放管服”改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税收“放管服”改革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分析表明,税收“放管服”改革对低融资约束企业、高科技企业和中西部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强。机制分析发现,税收“放管服”改革通过推行以数据驱动的税收管理模式,倒逼企业进行数字技术创新,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注入数字创新活力;通过简化税收申报流程、减少行政审批环节,降低了企业税收成本,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资金支持;通过提升纳税服务质量,减轻了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政策保障。因此,需要全面深化税收“放管服”改革,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创造良好的税收营商环境;完善财税制度安排,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充分发挥税收“放管服”改革示范效应、投资效应和服务效应,助力企业顺利实现数字化转型。

在新一轮产业革命背景下,发展新质生产力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在金融促进生产力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发展新质生产力对金融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过程与金融体系的运行机制之间既存在协同效应,又存在结构性矛盾。当前,中国金融体系对生产力的支持力度有所提升,但金融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仍没有形成系统方案,金融资源供给与科技创新的融资需求仍不匹配,金融结构有待优化。因此,在金融领域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需牢牢把握金融支持技术革命性突破这一主要矛盾,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加强金融体系与国家创新系统的协同,同时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技术商业化等创新的不同环节实现金融资源的供需匹配,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与新质生产力培育相适应的金融体系。

地方中小银行的流动性创造对区域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然而,金融分权这一关键制度安排如何影响地方中小银行流动性创造,仍有待深入考察。基于产业升级的视角,利用2010—2022年中国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的数据,系统考察了金融分权对地方中小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分权总体上促进了地方中小银行的流动性创造,其主要传导机制是提高银行的企业贷款占比。金融分权对中小银行流动性创造的促进作用在产业升级较慢的地区尤为突出。然而,金融分权的深化并非全然有利：在产业升级较慢的地区,金融分权带来的中小银行流动性增加往往伴随着银行中期期限错配风险上升,这可能引致银行信贷投放短期化和对制造业的支持“缺位”,从而不利于地区产业升级。因此,地方政府应适时调整中小银行的控制权结构,优化其流动性创造的规模与效率,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地区产业升级,有效防范地区金融风险。

数字技术应用已成为驱动企业新质生产力提升的基础,而团队适应性绩效则是实现团队与组织有效性的关键。然而,目前鲜有研究系统地探讨数字技术应用在团队层面的有效性。基于此,根据团队过程模型,建构数字技术应用影响团队适应性绩效的作用机制模型,重点探讨团队工作繁荣的中介作用和团队学习目标导向的调节作用。基于97个团队领导与291位下属的两阶段配对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应用显著提升了团队适应性绩效,团队工作繁荣是数字技术应用正向影响团队适应性绩效的关键传导机制,团队学习目标导向强化了数字技术应用对团队工作繁荣的促进作用,即团队学习目标导向越高,数字技术应用对团队工作繁荣的促进作用越强。因此,企业应通过引入数字技术,营造支持性团队文化并强化学习目标导向,以提升团队工作繁荣和适应性绩效,夯实长期竞争力基础。

不确定收益是驱动盲盒消费的关键因素。将盲盒划分为体验版和锦鲤版,并借助四个心理学实验探究不确定收益提升盲盒促销效果的心理机制。实验1a和1b通过对比体验版、对照组和锦鲤版盲盒的促销效果指出,锦鲤版盲盒引发的消费者购买意愿更强,而对照组与体验版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这表明不确定收益能激发强烈的购买意愿,进而提升促销效果。实验2的结果显示,锦鲤版盲盒引发的预期惊喜和购买意愿均高于体验版盲盒,且预期惊喜在盲盒形式对购买意愿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说明由不确定性引发的预期惊喜是影响盲盒购买意愿的重要驱动情绪。实验3通过研究预期惊喜和购买意愿受到不确定性感知与运气信念调节的机制,得出以下结论：盲盒所包含的不确定性感知越强,其对预期惊喜与购买意愿的正向调节作用越强;消费者的运气信念越强,其对预期惊喜的正向调节作用越显著。为更好地维护消费者权益,企业在设计具有不确定收益特征的盲盒促销方案时,应同步强化商业伦理建设;消费者应正确认识盲盒促销的价值,保持理性消费;政府应加强对盲盒促销的监管,规范企业行为。

更大力度吸引外资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表现。近年来在外资总量稳中有增的同时,外商追加投资却略显乏力,成为中国吸引外资的薄弱环节。基于此,从区域贸易协定网络视角探究了如何推动外商追加投资。研究表明,提高企业的区域贸易协定网络中心度有助于促进外商追加投资。机制研究发现,提高企业的区域贸易协定网络中心度有助于弥补东道国供应链供给缺口、提升国际供应链韧性和企业技术创新水平,进而促进外商追加投资。拓展分析发现,企业的内源和外源融资能力越强,提高区域贸易协定网络中心度越有助于促进外商追加投资;境内投资商追加投资能够进一步促进外商追加投资。因此,应加快提升我国在全球区域贸易协定网络中的地位,提升国内供应链的供给能力和国际供应链韧性,推进商业信用体系建设,积极探索境内企业与外商的联合投资机制。

作为出口贸易新形态,数字贸易不仅促进了对外贸易发展,也深刻影响企业劳动力雇佣。基于海关数据库与上市公司数据库合并的“企业-产品”层面数据,从效果、机制和异质性三个角度实证分析出口贸易数字化对企业劳动力雇佣的影响。研究发现,出口贸易数字化显著增加了企业劳动力雇佣,在长期,两者之间呈现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从影响机制看,出口贸易数字化通过降本增效、提高企业产出需求对企业劳动力雇佣产生规模创造效应,虽然部分企业面临竞争替代效应和平台替代效应,但总体来看创造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出口贸易数字化对企业劳动力雇佣表现为正向的净创造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出口贸易数字化对劳动力雇佣的积极影响对于高技术行业、资本密集度高、竞争力强的企业,技术型劳动者,以及劳动力雇佣需求增长潜力更大的中西部地区而言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一般产品,数字产品出口对企业劳动力雇佣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且数字产品出口与出口贸易数字化对企业劳动力雇佣具有叠加的正向作用。为此,要大力支持出口贸易数字化发展,以赋能企业劳动力结构优化、推进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充分就业。

并购作为企业战略布局的关键手段,一直备受企业重视。利用2012—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并购事件的实证研究表明,数字并购能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并购不仅能增加主并企业的数字知识存量,还能提高主并企业的创新能力、吸收能力和适应能力,因而数字并购能促进主并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并购公告语调积极度高的企业和数字基础好的企业中,数字并购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为此,政府要鼓励企业进行数字并购;企业要重视数字并购后的组织整合与资源协同,通过知识转移与技术融合发挥数字并购的价值创造潜力,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供应链金融具有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促进企业与上下游企业合作、稳定企业的供需关系等积极作用。以2010—2023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可以抑制企业避税。机制检验表明,供应链金融可以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提高企业的信息透明度,因而供应链金融可以抑制企业避税。异质性检验发现,在税收征管力度大的地区的企业以及供应商集中度高、供应链透明度低、专业化分工程度高的企业中,供应链金融对企业避税的抑制作用更明显。为此,政府应进一步推动供应链金融发展和深化税制改革,探索建立供应链金融与税收征管协同的治理机制;金融机构和供应链核心企业应不断优化供应链金融业务体系,提升供应链上所有企业的税务合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