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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2026年 第0卷 第4期    刊出日期:2026-04-15
    上一期   
    当代国势学
    全球经济增长的长期结构趋势研究——基于1970—2023年购买力平价分解的实证分析
    王亚菲, 武思扬, 徐丽笑
    2026, 0(4):  3-17. 
    摘要 ( 11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世界经济格局50多年来经历了深刻的结构性变迁,全球化与数字化重塑了跨国价格体系,使传统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不变价GDP难以准确衡量各国(地区)的真实产出能力。为解决这一问题,基于全球183个经济体的购买力平价(PPP)面板数据,构建名义GDP向实际GDP转换的双重平减分析框架,将全球实际GDP增长拆解为真实增长效应、通胀效应和PPP效应,并在统一价格体系下刻画全球、区域及国家(地区)的经济真实增长结构。研究发现,全球经济长期增长主要由真实产出扩张驱动,但呈现明显的阶段性下降趋势;经济体内部的通胀效应与全球通胀效应周期一致;PPP效应反映的跨国(地区)价格收敛与发散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在区域层面,全球经济形成了由亚太地区及南亚地区构成的高增长极、北美地区和欧洲与中亚地区构成的稳定极,以及拉美地区、中东与北非地区和撒哈拉地区构成的高波动极三分格局。在经济体层面,中国与印度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追赶模式,美国则呈现发达经济体的价格锚定特征;经PPP调整后的真实经济规模显示,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正从数量扩张向质量积累转变。基于此,建立基于PPP的国际可比测度体系,是中国全面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构建统计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方向。“十五五”时期需加快构建面向现代化目标的“PPP-增长-国势”测度体系。
    广义全球资金流量表编制方法研究
    马克卫, 苏毅洁
    2026, 0(4):  18-32. 
    摘要 ( 5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全面考察全球国家间资金流转状况对于分析中国国际资金竞争力,加速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理论框架下,设计并编制涵盖国家间货物和服务往来、分配流量、资本金融交易流量在内的广义全球资金流量表,同时刻画国与国之间的资金往来整体情况。研究发现,中国在全球资金流动中居于关键地位,其凭借商品贸易的强劲表现已成为重要的资金往来参与主体。中国的服务贸易以建筑服务等传统领域为主,高附加值服务贸易板块仍有提升空间。在全球收入分配格局中,中国所占份额尚未与经济体量相匹配,存在较大的增长潜力。在资本金融流动方面,中国呈现净流出状态,双向流动规模均有较大的扩展空间。未来,中国不仅要通过开拓新兴市场、发展新业态来增强全球贸易网络的韧性,还应聚焦服务贸易的关键领域,提升数字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竞争力;在金融领域则要着力优化资本结构,完善全口径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预警机制,以提升资本流动的稳健性与平衡性。
    理论经济·经济增长专题
    关税冲击、金融摩擦与中国经济增长
    程博文, 龚六堂
    2026, 0(4):  33-45. 
    摘要 ( 7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在逆全球化浪潮蔓延、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升温的背景下,科学评估关税冲击的宏观经济传导机制并探寻有效应对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政策参考意义。利用一个嵌入金融摩擦与异质性企业的开放经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参数进行结构估计,能系统量化分析关税冲击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传导逻辑。研究结果表明,关税冲击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其持续性特征,永久性关税冲击产生的负面效应显著大于暂时性冲击。从经济结构来看,相对于国内产出,关税冲击对出口的影响更大。机制分析进一步揭示,若不考虑企业面临的金融摩擦,将显著低估中国经济增长受到的负面影响。金融摩擦会通过“利润下降—净值收缩—融资受限—投资萎缩”的金融加速器效应显著放大关税冲击的负面效应。政策模拟结果显示,降低贸易成本、推动技术进步以及深化区域经贸合作均可有效对冲关税冲击。
    数据要素对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
    王弟海, 党燕宇, 徐弘毅
    2026, 0(4):  46-60. 
    摘要 ( 5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从数据的非竞争性特征视角,基于数据能促进横向技术创新的内生产业结构变迁的理论模型研究表明,数据要素会通过直接的数据创新效应和数据成本效应,以及间接的市场规模效应影响部门技术创新。数据创新效应加强了数据创新弹性更高部门的创新激励,而数据成本效应则削弱了该部门的创新激励,这两种机制共同影响了数据对技术创新的贡献率。数据创新贡献率更高部门的技术进步速度快于数据创新贡献率低的部门,由于两部门产品并非替代品,相对价格效应使得要素流向数据创新贡献率更低的部门。在数据产权由消费者所有的情况下,数据隐私成本会限制数据的交易量,并由此制约数据对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贡献。上述结论意味着政府应当加强数据隐私管理、完善数据产权结构设计并提高公共数据共享建设水平,以便于对已有数据进行深度开发利用。
    社保征缴力度、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
    杨悦斐, 崔小勇, 孙琳琳, 蒋云赟
    2026, 0(4):  61-73. 
    摘要 ( 8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实施,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要求所有企业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这一制度改革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社保征缴力度。既有研究主要聚焦该改革在企业层面的影响,而忽视了其对宏观经济层面的传导效应。基于2007—2015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并将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实施作为外生政策冲击构建准自然实验的研究表明,该法律的出台使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16.8%。机制分析显示,该法律主要通过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加剧行业外部竞争压力以及强化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等渠道,推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一步分析表明,该法律的实施优化了地区行业层面的要素配置效率,同时促进了加总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上述结论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作为规范社保征管的核心制度,未抑制企业发展,并通过提升企业研发投入、优化市场竞争环境,在微观层面提高了企业生产率,在宏观层面改善了要素配置效率,进而推动整体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公共经济与管理
    财政透明度与城市创业活力——基于新《预算法》实施的证据
    曹倩雯, 曾军平
    2026, 0(4):  74-85. 
    摘要 ( 7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财政信息公开透明是现代预算制度的基本要求。财政信息公开透明不仅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杠杆,还是激发城市创业活力的基础。以新《预算法》实施为切入点,基于2011—2023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与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实证考察了财政透明度对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研究发现,新《预算法》的实施显著提高了城市财政透明度,而财政透明度提升能够有效激发城市创业活力。机制分析表明,财政透明度主要通过提高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和优化城市营商环境两条途径来激发城市创业活力。异质性分析发现,财政透明度对城市创业活力的激发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非资源型城市以及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城市中更显著。因此,应不断推动预算公开透明,健全预算公开制度;强化公共服务效能,打造优质创业生态环境;加强法治建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企业管理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与产品市场竞争优势
    张敬檬, 胡芊芊, 汤泰劼
    2026, 0(4):  86-97. 
    摘要 ( 4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是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的设立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制度化推广与应用提供了重要平台,然而,关于该政策如何影响企业产品市场表现的研究相对有限。以人工智能试验区的设立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分析政策对企业产品市场竞争优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试验区的设立显著提升了企业的产品市场竞争优势,且这一效应主要通过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实现。具体而言,政策有助于企业积累人工智能专利技术并吸引高技能劳动者,进而增强了企业在产品市场中的竞争力。此外,政策效果在不同行业和区域表现出异质性,政策实施对高竞争行业、传统行业以及营商环境较优地区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政府可进一步完善政策支持体系,聚焦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和人力资本优化,以推动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的持续增强。
    以义生利:中国文化语境下伦理营销的概念建构
    贺达豪, 贾利军, 王宏
    2026, 0(4):  98-112. 
    摘要 ( 4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中国企业市场营销实践中“以义生利”的成功案例超越了现有市场营销理论以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为核心的解释范畴。采用经典扎根理论方法,选取三家在传统营销失灵情境下仍能实现逆势增长的企业为样本,提出并构建“伦理营销”概念及其维度。研究表明,秉持有机整体世界观,伦理营销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分别概念化为人伦并处、世伦守正、天伦共生三大核心维度。伦理营销不仅突破了绿色营销、道德营销等在营销层次、主观性及个体性方面的局限,而且实现了中国文化语境下伦理思想在市场营销领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推动了员工、企业、社会与自然的协同共生。
    产业与贸易
    国内市场互联互通与省际贸易福利提升——基于国内市场 “五统一”的视角
    吴楚豪, 刘玉囡, 王恕立
    2026, 0(4):  113-127. 
    摘要 ( 11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国内市场互联互通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内容,从“五统一”视角深入理解国内市场互联互通在提升省际贸易福利方面的作用,对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具有深远意义。通过构建非对称的多阶段一般均衡模型,量化国内市场互联互通对省际贸易福利的影响,并对其生产特征进行空间解构。研究表明:国内市场互联互通总体上显著促进了省际贸易强度的提高,但要素资源互联互通的促进作用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国内市场互联互通提升了省际贸易福利,其中,商品服务互联互通对贸易福利的提升效果最为显著,其次为交通设施、市场制度、要素资源与市场监管;国内市场互联互通对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的贸易福利平均提升幅度要高于中西部地区,在多阶段生产模式下,全国整体的贸易福利平均提升幅度要显著高于迂回生产。地方政府应结合实际情况积极响应“五统一”举措,以省际合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以多阶段生产模式充分释放地区比较优势,从而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发展目标的实现,并为增进国内市场互联互通与提升省际贸易福利提供实践经验。
    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研究
    辛冲冲, 景守武, 席鹏辉
    2026, 0(4):  128-139. 
    摘要 ( 8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跨国并购是企业快速实现全球资源整合与市场扩张的主要路径。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跨国并购将更加注重技术创新、数据资产和全球协同。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跨国并购对推进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为系统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使用2013—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Zephyr数据库和城市宏观经济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跨国并购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管理能力和整合能力在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企业跨国并购的过程中产生显著正向调节效应。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升企业生产率和提高内部留存收益两个途径,促进企业跨国并购战略的实施。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就同行业和非同行业跨国并购而言,数字经济发展均显著地促进企业跨国并购,但是该促进效应在同行业跨国并购样本中更为明显;在省会(首府)及以上城市样本中,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跨国并购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为此,未来应持续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数字经济发展策略,以进一步增强数字经济发展对跨国并购的作用。
    现代会计
    横向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
    郑晓宇, 李文圳
    2026, 0(4):  140-153. 
    摘要 ( 8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债务融资作为我国企业获取外部资金的主要途径,其成本高低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效益。以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发布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14—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横向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相较于存在异常横向关联交易的企业,横向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显著降低了存在异常横向关联交易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机制分析表明,横向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可以增强债权人的信心和降低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因而横向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可以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存在实际控制人的企业、实际控制人控制权与所有权相偏离的企业、拥有法律背景高管的企业以及法律制度环境好地区的企业中,横向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对债务融资成本的降低作用更显著。为此,要加强横向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推广,完善其适用条件及实施细则;要持续优化企业治理机制,强化高管法律意识,增强债权人的信心。
    政府大规模购买股票与企业财务风险
    任明健
    2026, 0(4):  154-164. 
    摘要 ( 23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防范上市公司财务风险对于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非常重要。利用2014—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季度数据,通过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政府大规模购买股票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大规模购买股票能降低企业的财务风险。机制检验表明,政府大规模购买股票能发挥机构投资者的治理作用和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因而政府大规模购买股票可以降低企业的财务风险。异质性分析发现,政府大规模购买股票对企业财务风险的降低作用在信息透明度低的企业、汇金公司持股及持股时间长的企业中更显著。为此,政府在制定救助政策时,应将企业财务风险防控纳入政策目标体系;政府购买股票的执行主体要深度参与公司治理,推动企业的资源向核心主业和高效项目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