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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共产党法治思维的早期探索：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裁判委员会为例

张甜甜, 王炳林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4, 0 (2): 94-104.

摘要（12）

法治思维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思维方式,是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法律的地位和作用的充分肯定,对破除旧法制、制定新法制的积极倡导,以及对旧法制的巧妙借鉴和利用,是中国共产党法治思维的发端。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创立的裁判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人民司法的雏形,开启了党运用法治思维的早期尝试。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裁判委员会解决矛盾纠纷、实现工人自治,明确了法治思维之“缘”;坚持公平公正、维护人民正当权益,展现了法治思维之“正”;巩固革命组织、推进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凸显了法治思维之“功”。坚持正道公平的价值支撑、坚持服务大局的基本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坚持强化法治建设来构建良好的法治环境,是中国共产党人法治思维早期探索对于新时代党的法治思维能力提升的深刻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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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hatGPT赋能思想政治教育：技术路径与可能问题

黄欣荣, 刘亮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3, 0 (6): 104-113.

摘要（58）

ChatGPT以其强大的生成式智能吸引着全球的目光,为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更加具体的技术实现路径,但也可能带来各种新问题。从技术路径来说,ChatGPT可能让思想政治理论与实践更容易获取所需要的信息,并从海量信息中发现其中隐藏的思政规律;可能让教育者从多维视角研究和分析教育对象;更容易获得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之间的交互体验;更方便获得更多的思政工作咨询服务。从可能问题来说,ChatGPT的语言模型可能产生和传播错误信息,让教育者难以分辨;ChatGPT在学习训练过程中可能产生某些思想偏见;ChatGPT的强大功能容易导致教育者对它的依赖,此外还有一系列伦理问题目前还无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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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爱国主义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四重维度

祝黄河, 张云英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3, 0 (5): 115-124.

摘要（33）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并未在《共产党宣言》中专门探讨爱国主义议题,但却在文本中勾勒出了爱国主义的总体轮廓。《共产党宣言》中爱国主义观的内涵具有多义性和丰富性,需要根据时间和空间的不同予以多维度解读。这具体表现为：在价值维度上,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宣布“工人没有祖国”;在时间维度上,批判现实资本主义国家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肯定过渡时期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需要维护;在空间维度上,反对民族压迫,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在超越维度上,号召无产者超越爱国主义强调的民族国家界限,实现世界范围的广泛联合。新时代中国仍然需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建立巩固的爱国统一战线,将马克思主义的爱国主义观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阶段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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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宋代文学地理空间的多元建构——以宋代都市词为中心

朱洁, 祝文蕊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3, 0 (2): 116-125.

摘要（48）

由于都市发展兴起,宋代都市词数量剧增,词中涉及都市极多、内容极广,为前代所未有,在文学地理空间的建构中颇具代表性。从外层空间来看,宋代都市词以都市实地实景为基础,以都市物质性空间为描写对象,真实还原宋代文学活动场景,建构出一个立体性、地域性的文学地理空间。从内层空间来看,宋代词人通过对都市的空间体验及记忆,将都市地理空间作为承载词人情感的载体及象征,建构出隐含宋代文人普遍性情感的文学地理空间。从时空结构来看,宋代都市词采用时空一致、时空错置以及多重时空回旋交错的组合方式,将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都市地理空间交叉融合,最终达到对文学地理空间由外到内、由点到面的多元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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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家族园林与文学书写——以海宁陈氏安澜园为中心

刘洁, 陈玉兰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2, 0 (6): 120-129.

摘要（30）

家族园林作为彰显家族审美意志和生命力的物理存在,兼具了怡情养性与家族社交两大重要功能。安澜园作为海宁陈氏与外界交流的媒介,既是物理空间,也是文化空间。以海宁陈氏安澜园及相关文学书写为考察中心,梳理历史与文学的发展脉络,把握不同历史时期之人文态势。通过对安澜园从物理空间到文化符号转变的个案研究,揭示空间物象从物理场景演化成活动场景,进而演化成文本场景的一般过程。着眼于安澜园的精神磁力,藉此审视文学书写在促进物质园林向精神磁场转变过程中所承担的重要作用,文学书写也是物理与文化建构相互依托中重要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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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共产党红色电影的演进理路与成功经验

沈鲁, 刘鑫婷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2, 0 (5): 116-127.

摘要（74）

在电影进入中国的早期,中国共产党就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出发,成功领导“左翼电影运动”,以此形成党的红色电影文化体系并且成为国家电影事业的重要指导方针和重要组成部分。紧随其后的“人民电影”与“主旋律电影”的创作浪潮,书写了当代中国电影的重要篇章。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红色电影传统及其内在发展理路进一步和合共生为代表国家电影工业水准和文化软实力形象的“新主流电影”,将党领导的红色电影事业推向了新的历史与文化高度。中国共产党的红色电影事业之所以不断取得进步,源于始终坚持“人民性”的根本方向不动摇;与时俱进践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对中国文化经验的深刻认知,对世界文化潮流的敏锐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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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资源性支撑型情感治理中的党建运行逻辑与实践限度——以C园区为例

任勇, 吴康文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2, 0 (3): 106-115.

摘要（89）

基层党建在中国国家治理中占有重要地位,作为基层党建重要组成部分,园区党建往往有其内在运行逻辑。通过对C园区案例的考察,发现了一种资源性支撑型情感治理的党建运行逻辑,这种园区党建运行逻辑通过基层党建的情感回应、情感约束和情感塑造等不同步骤得以实现,并且在基本前提、形式要件、团队支撑方面有其自身的特点。但同时从实践过程来看,这种类型的园区党建运行逻辑也存在相应的限度,具体表现在资源供给与需求冲突、党建活动可能“形式化”倾向以及工作人员能力限度等方面。针对园区党建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不断优化基本前提、形式要件和支撑条件,从而更好地推动城市基层党建有效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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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党内法规作用于乡村治理的因果机理、制度表现和效力边界

花勇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2, 0 (2): 107-115.

摘要（121）

党内法规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作用于国家治理,包括作为国家治理重要组成部分的乡村治理。党内法规作用于乡村治理源于政党自身的治理功能以及党内法规效力的外溢。党内法规作用于乡村治理的具体表现为制度赋权、组织嵌入和示范引领。制度赋权明确党组织领导基层治理的主体地位;组织嵌入一方面保证了基层党组织的全覆盖,另一方面落实了基层党组织对基层政权机构和社会组织的领导;示范引领重点在于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乡村治理是多元规范共存共治的治理体系,党内法规要处理好与国家法律和村规民约的关系,在自身调整和规范的范围内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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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文学符号与结构的“延”与“变”

桂青云, 张新木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1, 0 (6): 113-121.

摘要（618）

文学符号与结构在文化的沉淀中延续,其深厚底蕴于集体情感的汇流和集体智慧的累积中形成。但文学符号的固化和文学结构的封闭也制造危机,感性经验和理性认识的缺失使意指的合理性丧失,文学表达趋于僵化,文学符号与结构存在的根本意义难以被维系。创作者的情感与认识作为文学符号与结构产生的内部驱动力为其存在提供依据,也是促成其“延”与“变”的要素。独特的情感与更新的认识激发创作者改变的欲望,促使指涉的形式或内容发生演变,从而为文学符号与结构注入持续的生命力。为了满足文学表达的需求,文学符号与结构在自然的延续与演变中保持着可感的力量与指涉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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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国特色选贤任能制度的历史逻辑、实践特质与优化路径

韩颖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1, 0 (5): 106-115.

摘要（324）

中国特色选贤任能制度扎根于我国肥沃的历史土壤,不仅继承了中华民族“任人唯贤”的优良传统,汲取了“能上能下”的管理理念,还延续了“退而致仕”的退出机制。在实践层面,该制度基于“党管人才”的政治原则而设计,以“五湖四海”和“任人唯贤”为具体工作指导方针,尤其注重通过党风廉政建设来提升其治理效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选贤任能制度实现了从“党委负全面领导责任”到“党委负主体责任”的历史性转变,进一步强化了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作用,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贯彻“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并不断释放其治理效能的重要途径。发挥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加强民主党派民主监督,是进一步优化中国特色选贤任能制度的一项可能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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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从自由到自信：“中国之治”的人学自觉

涂亚峰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1, 0 (3): 103-111.

摘要（343）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之后,“中国之治”迎来了理论化的重要机遇节点。与西方治理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人学为学理根基不同,“中国之治”的人学自觉,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在话语上有一个从自由到自信的发展历程。毛泽东以“人民自由幸福”为理论核心奠定了社会主义人学话语的基础,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社会主义人学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人学自觉,塑造了“中国之治”的自信表达,习近平总书记总结并升华了“中国之治”的自信话语,以人民为中心,反映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时代要求和“善治”的本质,开创了“中国之治”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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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行动之父”萨特与“文学之夫”加缪：桑塔格与存在主义

陈文钢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1, 0 (3): 112-120.

摘要（460）

20世纪的存在主义,实际上是对哲学与生活方式合而为一的前苏格拉底传统的回归。政治、科技和经济等方面纠缠在一起的问题与离开教堂的资产阶级,意味着无家可归之后又增添了虚无和荒诞感。这是桑塔格等“新左派”最大时代语境,也是存在主义的主题。桑塔格在诸多“言”与“行”上与萨特都有强烈的相似性,萨特是她的行动之父,但她的审美感受力的“理想丈夫”却是加缪。桑塔格在对待二者的矛盾态度中彰显了自身特征。不仅如此,存在主义对人自由的自况以及由此而来的责任意识,仍然有其恒常价值,尤其是在新媒介生态下的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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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媒介技术视野下的微文化审美品格与审美悖论

李旭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1, 0 (2): 107-115.

摘要（337）

微文化是以移动互联网和web2.0技术为基础,以微博、微信、QQ、视频网站、网络论坛等以用户生产并传播内容为主导形成的网络文化。建立在媒介技术基础上的微文化,其审美品格体现出鲜明的媒介化和技术化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跨时空视觉化审美感知、碎片化虚拟性审美体验、交互分享式审美生产、多元时尚化审美风尚。高度依赖媒介技术的微文化呈现出一系列难以避免的审美悖论：充实的身体在线与虚空的主体在场、审美快感的满足与审美情感的匮乏、审美幻象的充盈与审美价值的消解、审美选择的自由与审美控制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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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平衡、协调与奠基：1979—1984年经济调整探析

肖昊宸, 张克非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1, 0 (1): 116-126.

摘要（307）

1979—1984年的经济调整是当代中国市场化的起步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开端,是改革开放后三十年高速发展的奠基阶段。此次调整促进了民生与经济的平衡、宏观经济各产业部门的协调和经济结构的持续优化。研究表明,此次经济调整是中国应对经济波动、防范化解风险、保障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的有效经验,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经济治理效能的集中体现。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要求在制度上、政策上对调整与改革进行一体化设计,使改革为发展开路指向、调整为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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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央苏区音乐的特征、成效与时代价值

郑璐, 胡邦宁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0, 0 (6): 106-113.

摘要（415）

中央苏区音乐根植于红色土壤,成长于革命斗争之中,坚持革命性作品主题、阶级性价值内核、原生性创作手法。在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中,中央苏区音乐铸就了苏区红色信仰,动员了工农兵群众,歌颂了苏区英雄人物。新时代中央苏区音乐具有繁荣先进文化的红色基因、传播红色历史的正气之歌、飨以红色文化的精神食粮的时代价值,这对于坚定民族文化自信、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有着强大的精神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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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共享发展思想探析：历程、理路与启示

陈始发, 朱格锋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0, 0 (5): 117-125.

摘要（323）

共享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秉持并一直坚守的价值追求。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共享发展思想经历了从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主题确立与制度奠基,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理论形成与实践创新,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理论升华与视野拓展的演进历程,并呈现内涵不断丰富、范围不断扩充与视野不断拓展的演进理路。共享发展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既是中国共产党理想追求在实践中的价值投射,又是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的历史与逻辑必然,体现了价值理念与实践路径的统一。推进共享发展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因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正确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必须对世界发展予以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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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危机应对：马玉昆与朝阳花子沟教案——以《何宗逊日记》为中心

韩宁平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0, 0 (5): 126-133.

摘要（292）

马玉昆不以开明著称,亦难属顽固之列。庚子之后,在朝廷悔祸改过、联固邦交的背景之下,马玉昆在处理朝阳花子沟教案之时,“苦心调和”“尽力周全”“谨慎果断”,较好地平衡了忠君与爱民的关系,避免了以往“纵奏目前之安,终贻日后之患”的短视,达成了“调和民教,绥靖地方”的任务,使之成为庚子教案中“措施比较稳健、效果比较圆满”的一个成功样本。马玉昆危机应对的成功经验,对于当今各类突发性事件的防范应对,不无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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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批判与重构:新时代乡村休闲文化建设的实践逻辑

郭力源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0, 0 (4): 102-112.

摘要（339）

PDF（pc）（884KB）（212）

乡村休闲文化是决定乡风文明与否的关键因素。但当前人们对乡村休闲文化主体意涵认知的偏差,价值内核建构的忽视,以及属性特征的误读,导致乡村休闲文化“主体缺位”“价值错位”以及“角色失位”。因此,新时代乡村休闲文化建设应在批判与重构的逻辑理路中,“以重塑村民休闲文化主体地位为根本”“以重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乡村传统休闲文化相涵养的价值世界为中心”“以重申休闲文化的自由属性与个性特征为重点”,推动其主体的确立,价值的明晰,以及在乡村振兴中角色的归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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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韩愈古文“修辞明道”的路径生成

夏刚, 陶水平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0, 0 (4): 113-121.

摘要（336）

PDF（pc）（972KB）（351）

“修辞明道”是韩愈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论题,但论者多未重视韩愈古文“修辞明道”的具体路径,“修辞明道”事实上变成了孤立的“明道论”或“修辞论”。对韩愈古文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理论具体分析韩愈文章“修辞明道”的路径生成,即韩愈如何提出“辞事相称,善并美具”的文道统一标准,“约略六经之旨而成文”的宗经而造经之追求,批判继承和超越八代以来的骈文和“时文”,醇而后肆终至大成。这既扭转了六朝文章的创作方向和审美理想,又确立了中唐之后散文创作的新范式,突出以韩愈作品及其实际创作过程来揭示这一古典文化综合创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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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和谐之道:党建引领社区公共安全治理的动力与机制研究——以上海市A区“田园模式”为例

刘乐明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0, 0 (3): 97-106.

摘要（169）

PDF（pc）（933KB）（116）

碎片化社区的整合与重塑是推动社区治理的关键所在,也是社区治理研究所关注的重要问题。本研究以社区公共安全治理为对象,以上海市A区平安治理的“田园模式”为例,研究党建引领在社区公共安全治理中的驱动力量与整合机制。研究发现,“田园模式”的实质在于通过基层党建为社区治理注入动力,从而撬动社区公共安全的运转,摆脱集体行动的困境。“田园模式”经过多年的积累与沉淀,形成了治理社区事务的五大工作机制,基层党建的引领与整合作用始终贯穿其中,形成了一种“政党嵌入式”的工作机制。政党意志正是通过嵌入工作机制,使其得以在社区治理中生根发芽,从而激活社区治理四大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能力,为社区公共安全治理提供持续的驱动力与整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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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融媒时代红土地电影的叙事机制与传播策略探析

王琦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0, 0 (3): 107-114.

摘要（194）

PDF（pc）（962KB）（168）

肩负着国族书写与认同建构历史使命的红土地电影,力求在类型化与多元化的天平中思索叙事主题的传承与流变。传统的叙事主题大体仍延续红色、绿色、古色三类。融媒时代叙事主题的创新拓展主要表现为:体现不同时代叙事特征的经典重拍片;基于不同叙述方式对经典素材的巧妙编织与多维重叙。人物形象塑造综合运用了专名的暗示与黏结法、层次分明的对比叙事法以及特定环境碰撞下的圆形人物塑造法等多种叙事策略,创作出符合受众接受美学和期待视野的人物群像。传播策略方面,将不同传播特性的报、端、网、微等媒介平台有机融合,在生产传播全过程中发挥合力;巧妙运用全文本叙事技巧,以期产生多声部协同共振的传播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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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从积极伦理看大数据及其透明世界

黄欣荣, 罗小燕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0, 0 (2): 98-106.

摘要（167）

大数据将万物数据化并将世界透明化,于是习惯于隐藏起来的人性突然被彻底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中,由此引发了诸多伦理问题。传统的伦理学从消极伦理观出发,认为大数据给人类带来了隐私、公平与安全等问题,于是开出了阻止和治理的药方,试图用旧伦理规制大数据。但从积极伦理观来看,大数据及其透明世界也可能给我们带来真诚、平等、自由、安全和个性等人性的本真回归。大数据革命的历史车轮无法阻挡,只能坚持数据开放,提升数据能力,缩小数据鸿沟,并且改变隐私观念,重建伦理体系,追求有限自由,以积极的伦理态度拥抱大数据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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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我”之形上学：人工智能时代的哲学问题

蔡恒进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0, 0 (2): 107-114.

摘要（201）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之快超乎想象,机器在各专业领域逐项超越人类已然是无可置疑的发展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类会对自己存在的价值产生怀疑,进而对伦理、道德产生颠覆性的质疑。然而人确实依旧存在机器不可取代的特殊性,就在于人类强烈的自我意识能够统摄未来。那么这种特殊性从何而来?又是否可以使用这种特殊性突破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瓶颈?在人工智能时代,哲学肩负着前所未有的指引重任,发展AI技术既是科学问题也是哲学问题。通过阐释“我”之何来、“我”之何在和“我”之何往三层内容,以哲学视角厘清人机关系,为人机未来的共生共荣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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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民国时期江西司法界推行消费合作社探析

龚汝富, 李岩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0, 0 (1): 111-119.

摘要（150）

民国时期,本着改善单位员工福利、提供价廉物美货物、改良员工经济状况的初衷,在各级政府、学校、企业甚至军队内部纷纷举办员工消费合作社。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根据司法行政部要求,江西司法界大力推行员工消费合作社运动。但在困辱员工生计的司法体制下,要把平等互惠的员工消费合作机制引入司法机关,不仅没有达到改善员工福利的预期效果,反而成为少数人利用权力寻租的绝好借口。适逢战时物资匮乏,加之通货膨胀日益恶化,消费合作社被扭曲蜕变为损害员工福利的机构,加剧了司法机关内部人员离心离德的瓦解进程,从司法体制层面显示了国民政府彻底崩溃的败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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