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与全球治理倡议。“四大全球倡议”既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系统性战略支撑,也是中国向世界贡献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四大全球倡议”分别从物质基础、安全屏障、人文根基与秩序保障四个维度,回应了人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挑战,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依托。“四大全球倡议”的内在联系体现为：目标指向的一致性,共同服务于为世界谋大同的崇高目标;功能定位的互补性,协同构成破解全球赤字的系统性方案;结构层次的递进性,遵循从根基到框架的演进规律;精神品格的共通性,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的合作精神。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要筑牢共同思想基础、聚焦重点优先议题、完善多边联动机制、打造示范引领项目,汇聚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磅礴伟力。

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质上是“理论基石与实践创新”的辩证统一。社会形态理论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核心,深刻揭示社会形态演进规律,构建起“社会形态变革—文明形态跃迁—人类解放推进”的学理逻辑。从辩证关联看,社会形态理论通过生产方式变革推动人类解放,而人类文明新形态继承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追求,立足新时代实现了理论拓展与人类解放的实践创新。面对新时代人类解放进程的全面深化,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三重实践创新：“理论呼应与文明破局”破解数字、生态异化等复合困境;“实践深耕与解放落地”构建系统性解放实践体系;“全球赋能与价值彰显”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抓手,打破资本主义“中心—边缘”的治理格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丰富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时代内涵,也为实现更具包容性与可持续性的全人类解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撑与可行的实践路径。

作为人类生产活动的两种基本方式,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构成文明演进的深层逻辑。从“文化经济”概念的提出到新时代“人文经济”实践的兴起,推动“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是贯穿这一演进历程的理论主线与实践要求。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与经济辩证关系的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济伦理思想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地区的实践理念是“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的思想渊源。“文化经济”提出后,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旨归、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互动逻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发展目标以及“润物细无声”的作用机理,构成“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的理论内涵。新时代人文经济实践对“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的路径创新主要体现在：价值维度上坚持民生为大,理念维度上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时间维度上文化与经济在相互促进中实现“质态转型”,空间维度上在“空间生产”中推进文明传承和发展。

随着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农耕文化在赋能乡村振兴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文经济学视域下,农耕文化不仅能够带动乡村产业升级、拓展发展空间,其精华在于背后蕴含的深厚人文价值。推动价值回归,既有深刻的历史逻辑,又契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文化反作用的理论,也是对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产业振兴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现实回应。然而,在当前文化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中存在人文价值缺位,我国乡村面临文化厚度削弱与产业持续发展能力不足、文化传承危机与社会凝聚力下降、人的主体地位被忽视与全面发展受阻等困境。因此,需要从重塑文化价值导向、形成文化守正创新与产业发展的协同机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与激发农民主体性这几方面入手,实现人文经济学要求下的价值回归,推动农耕文化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农业文化遗产是在长期农耕实践中所形成的集生产、生计、生态与社会文化于一体的复合系统。其“有人有物有生活”的和谐共生特质与人文经济学倡导的以人为本、物质精神并重的理念天然契合。当前,以效率为先的工业化发展逻辑打破了人文与经济的共生关系,由此引发的“结构性错配”困境导致遗产地陷入“保护客体化”与“发展脱嵌化”的双重危机。鉴于此,以人文经济学为理论视角重新审视农业文化遗产活化利用与价值实现,不仅是解析前现代文化要素如何转化为现代生产力的重要支点,更是尊重遗产地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其关键在于坚持以“人的回归”为核心的价值指向,立足历史文脉与经济资本的双向互动,构建能够抵御风险冲击的韧性机制,并最终通过强化地方文化认同凝聚主体力量。在此逻辑下,推动人文经济学视域下农业文化遗产价值实现,需以管理制度创新、本土话语再造、情感资本培育与产业融合发展为路径,充分释放农业文化遗产内在的人文与经济价值,从而为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中国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与主体是中国管理学本身——它不是依附性的情境管理,而是与西方管理学不完全通约性的自主范式。这种不完全通约性,根植于二者在根本性价值预设、问题意识和评价标准上的结构性差异。不完全通约性既保障了中国管理学的自主性,又不否认彼此沟通、比较与借鉴的可能。构建中国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首要前提,是中国管理学术界对中国管理学主体性的自觉认同与共同追求;而其坚实根基,则在于形成一个具有共同使命、自觉推动理论创新的中国管理学术共同体。构建中国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突破对中层理论累积成体系的西方主流观念的依赖,重返宏大理论场域,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提炼自身的核心假设、元理论和总体分析框架。中国管理学派的提出与实践,为范式、方法论和学术共同体转型提供了关键性突破口：它以实存的成果将宏大的自主体系展现出来,使共同体转型具象化为围绕各学派展开的学习、批判、对话与再创造的渐进过程。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实现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然而,在数字化转型实践中,企业常陷入转型无法深入且难以见效的困境。因此,采用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以蒙牛乳业为研究对象,从战略创业视角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机制和演化路径。研究发现：第一,战略创业是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有效途径。企业基于机会开发确定转型突破口,指引资源整合方向,逐步培育特定数字化能力,实现竞争优势构建。第二,持续的机会开发和竞争优势构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沿着“核心业务数字化突破—产业链数字化转型—产业数字化生态构建”的路径演化。第三,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机会”边界和“优势”边界不断外延,从企业内部延伸至跨领域生态融合与共创,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从内部协同演变为跨组织生态协同。为实现高效的数字化转型,企业需要从战略视角科学规划数字化转型路径,建立数字化转型评价机制,强化生态意识,树立生态共赢理念。

产融合作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创新发展战略的关键驱动力。以2016年工信部等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并于2020年开始实施的“产融合作试点城市”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8—2023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产融合作政策对城市间合作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产融合作政策能显著提升城市间合作创新水平。机制分析表明,产融合作试点政策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资源供给效应”以及降低交易成本、强化创新主体协同的“信息摩擦效应”,推动城市间合作创新。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产融合作试点政策对城市间合作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人力资本水平高、市场化程度高的城市、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更为显著。因此,应标准化创新金融服务,规范化创新金融供给;推动产融合作信息平台共享,降低产融对接交易成本;强化政策性引导基金赋能,助力产业创新成果转化;搭建制度化协同创新机制,保障“产业—金融—创新”系统长效稳定运转。

人工智能对全球经济、安全与治理格局的重塑依赖完备的基础设施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既在物理层面表现为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在符号层面象征着国家在国际上的技术实力与治理理念。在国内意涵层面,中国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以“东数西算”工程为战略架构,通过优化空间布局、增进资源协同和夯实技术基座,在经济转型、区域均衡、技术自主性和治理模式标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推动强国符号的生成。在国际意涵层面,中国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力向政治符号的转化、三位一体实践路径推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外交算力的生成,形成了“威慑”“吸引”“规范”的三重国际效能。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全球战略意涵本质上是技术力量向制度性权力的转化。中国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了“可信国际供给者—建设合法性”的符号联动效应,在国际数字秩序中扮演着挑战者、塑造者与竞争者等角色。

“标准地”改革是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农地高效利用的新型农地流转模式,探讨其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采纳的影响及作用机理,有助于明晰“标准地”改革对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意义,可为进一步完善和推广浙江“标准地”改革经验提供决策依据。基于浙江省4个县（市）344个农户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标准地”改革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采纳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标准地”改革显著促进了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采纳。第二,“标准地”改革通过提高数字化监管强度,提升农户绿色认知水平,增强风险承受能力,促进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采纳。第三,“标准地”改革使得块均大户组相对于小户组更愿意采纳绿色生产行为。因此,应有效总结推广先行地区“标准地”改革经验,依托“标准地”数字化信息服务与监管体系推广绿色生产行为;持续完善“标准地”绿色生产服务与政策激励,提升农户绿色生产认知和抗风险能力;因地制宜制定“标准地”改革分类经营与考核体系以引导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采纳。

农地流转租金是农地流转市场发育水平的重要体现。基于江西省1599份农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地流转租金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标准农田建设显著促进农地流转租金上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提升农地质量、改善农地宜机化条件和提高粮食单产来促进农地流转租金上涨。异质性分析表明,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土地并块、流转规模较小与非平原地区的农地流转租金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为推进农地流转市场有序发展,发挥高标准农田建设保障粮食安全的积极作用,应构建农地流转租金过快上涨防范机制,优化高标准农田建设模式,提高高标准农田建设效果。

电子绩效监控广泛应用于企业管理,但其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机制及边界尚未明晰。基于自我决定理论,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其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对两阶段342份问卷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自主动机在电子绩效监控与员工创造力之间发挥正向中介作用,受控动机发挥负向中介作用;（2）促进型焦点正向调节电子绩效监控与自主动机的关系,防御型焦点正向调节电子绩效监控与受控动机的关系;（3）促进型焦点正向调节自主动机的中介效应,防御型焦点正向调节受控动机的中介效应。这项研究将自我决定理论引入组织监控情景研究,构建了员工自主和受控动机的双向机制,拓展了对调节焦点边界作用的认识,为企业科学运用电子绩效监控提供了实践启示。

在重度老龄化社会来临之际,剖析老年人健康状态的影响因素,将预防关口前移,对于实现健康中国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5—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追踪调查（CLHLS）数据,应用基组轨迹模型识别中国独居、非独居老年人健康衰退的轨迹模式,并采用Frailty因子的Gompertz风险回归模型检验不同健康衰退组群轨迹模式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结论显示,第一,中国老年人健康衰退轨迹呈现低起点快速下降型、中起点快速下降型和高起点平稳下降型。第二,健康衰退速率与死亡风险呈现一致的排序关系。低起点快速下降型中的独居老年人死亡风险最高。其中,独居老年人健康衰退轨迹和死亡风险存在城乡差异。第三,医疗保险减缓了不同健康衰退轨迹中独居老年人的死亡风险,且调节强度存在城乡差异。因此,政府应着力构建区域动态健康监测体系,实时跟踪评估老年人群健康发展趋势,深化养老服务与医疗资源整合协同,并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切实提升老年人健康服务质效与可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