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是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的核心任务。从总体目标看,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经济形态的相关论述为理论指向,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历程为演进方向,以高协同的调节方式、高效率的市场机制以及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等现实要求为目标导向。从系统逻辑看,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在知往鉴今中把握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前景方向,在总揽全局中以大局观念和全局意识谋求体制构建的高质量发展,在统筹兼顾中实现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系统构建。从实践方法看,以加强党的领导和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相结合擘画顶层设计,以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明确科学方法,以推进改革系统内在要素和外在机制相协同优化要素结构,以实现关系全局的重要方面和重大问题相贯通提升整体效能,进而推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系统构建。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举措,在推动人民走向美好生活的进程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活价值意蕴。在价值起点层面,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始终围绕人的生活需要展开,其中物质生活需要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推动力,精神生活需要发挥方向引领作用,现实生活关系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场域。在价值原则层面,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人在生活中的主体地位,激发人的生活主体意识,切实保障人的现实生活利益,坚决捍卫人的生活尊严。在价值实践层面,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拓展人生活的自然空间,为人民提供更加宜居的生活环境;拓展人生活的社会空间,为人的生活实践活动提供载体;拓展人生活的精神空间,为丰富人的精神生活提供动力源泉。在价值指向层面,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通过推动高质量发展、形成改革合力、升级民生服务以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途径,全方位提高人的生活品质。

国有裂变数字平台企业是国有企业优化主业结构、增强核心动能并支撑国家战略实施的关键主体。然而,国有裂变企业成长机理尚不清晰。研究发现：（1）战略导向构成国有裂变数字平台企业成长动机,由母公司使命与子公司目标协同驱动,并基于社会主导逻辑实现从技术导向到市场导向的阶段性演化;（2）外部需求与内部基础产生的机会是国有裂变数字平台企业实现从动机触发到能力培育的中间桥梁,通过基于现有优势识别潜在痛点和基于重构优势探索潜在需求,为企业成长提供关键契机;（3）动态能力是国有裂变数字平台企业实现成长的核心推动机制,承袭母体企业资源与开发自有资源,通过增程式平台能力与建构式平台能力,推动企业从依附式成长到自主式延拓,实现可持续发展。上述结论深化了对国有裂变数字平台企业具有母体国企与创新平台双重属性的理解,丰富了裂变企业成长和MOA理论的相关研究,为推进国有企业完善主责主业、提高核心竞争力提供参考借鉴。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展国家实验室体系,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决策。以供应链为纽带的企业互联是中国企业联动式发展的重要形式。以2005—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手工整理了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相关数据,检验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对供应链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设立对供应链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非对称性影响。相对于未设立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企业,设立该类实验室的企业,其下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约12.2%,而对其上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通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发现,上游企业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能够通过提高下游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和推动技术进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异质性检验发现,该影响在高新技术行业企业、行业竞争比较激烈的企业,以及供应链联系比较紧密、上游企业相对强势的企业中更为显著。为此,应进一步优化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在产业链上游方向的布局,鼓励供应链上下游合作,强化上游企业战略引领作用,以充分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对企业互联式发展的提升作用。

构建高效协同的产业链分工体系是畅通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必然要求。将“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9—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借助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科技金融政策对企业分工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科技金融政策能显著提升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机制分析表明,科技金融政策可以通过两条路径引导企业专业化分工：一是依托政策带来的信息交互效应,强化企业与供应链伙伴的资金融通及信息交流,体现为“信息传递机制”;二是借助金融体系创新等政策实践,降低以搜寻成本和融资成本为代表的外部交易成本,体现为“交易成本机制”。异质性分析显示,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竞争性行业及数字化转型程度较低的企业样本,科技金融政策对其专业化分工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因此,应持续推进科技和金融的深度融合,完善差异化的科技金融政策,强化科技金融、数字金融与产业政策协同联动,以更好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分工深化的优势。

从收入来源视角探讨居民医疗保健消费及其不平等与不同来源收入的关系,对“健康中国”战略的实现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心理账户理论,考察不同收入来源对中国居民医疗与保健消费及其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居民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对医疗保健消费的影响大于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居民工作类型和受教育程度对其医疗保健的边际消费倾向具有调节作用。此外,居民转移性收入中是否包含社会捐助,以及财产性收入中是否包含金融投资收益,对其医疗保健的边际消费倾向也存在异质性影响;医疗费用主要表现为健康资本折旧效应,而保健费用主要表现为收入财富效应;各类收入均有助于缩小医疗保健消费的不平等,但城镇居民内部的不平等程度仍高于农村居民。政府应依据收入来源异质性动态调整转移支付标准并引导健康金融资产配置,同时通过提升健康素养与优化医疗资源布局,精准缩小城乡区域差距以推进消费均等化。

基于2017—2022年中国1826个县域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系统考察数字金融调节下农村金融地理结构对乡村创新创业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农村金融地理结构显著促进乡村创新创业发展。数字金融通过鲶鱼效应、溢出效应发挥农村金融地理结构的外部价值,在数字金融的调节下农村金融地理结构对乡村创新创业发展的影响效应呈现“从无到有、指数式递增”的趋势。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农村金融地理结构与数字金融分别呈“互补”“补缺”“替补”的关系状态。此外,主导产业结构及要素禀赋决定了农村金融需求的系统性差异,依托均衡发展型产业结构能较好实现数字金融的调节效果。数字金融对农村金融地理结构的各个细分维度具有调节作用,尤其要重视优化网点布局及其形成的关联程度。因此,应正确认识农村金融地理结构与数字金融的错位问题和互动表现,因地制宜调整农村金融供给结构,立足区域资源和产业优势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重点提升“面的覆盖”和“网络关联”水平,营造竞合互补的农村金融供给生态环境。

农户职业分化使农村信息市场结构由不完全竞争演变为比较优势：正规金融部门和民间中介分别拥有农户还款能力、还款意愿的信息优势。为配合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和应对竞争压力下的市场开拓,两部门可能以信息为载体而形成水平信息联结的合作模式。基于城镇化与农村经济转型的现实背景,构建农户职业分化引致信息比较优势形成金融联结的理论框架,并使用微观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农户职业分化带来的信息比较优势,通过降低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户贷款的抵押担保要求,向民间中介传递农户还款能力信号,促使两部门形成水平信息联结。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使用带来的信息溢出效应会强化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信息优势,从而降低金融两部门形成水平信息联结的可能性;金融两部门之间存在互补关系;水平信息联结效应在创业和中西部地区农户之中更显著。因此,在实践中,应基于农村信贷市场信息结构,构建农村金融机构水平信息联结模式,以促进农村金融市场深度发展。

高质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面临两个“堰塞湖”困境。基于多源数据的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表明：第一,当前市民化进程缓慢,“半城镇化”问题较为突出,农业转移人口呈现出向中西部地区、超大特大城市及其中心城区集聚,并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趋势。第二,城市规模的扩大以及在中心城区常住会显著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意愿,但同时会削弱其在公共服务以外维度的市民化能力,且优质公共服务资源集中于中心城区,进一步加剧了人口向中心城区的集聚;第三,不同类型城市、中心城区与郊区的公共服务资源差距明显,超大特大城市及其中心城区的公共服务资源规模快速扩张,而中小城市的公共服务资源存在闲置现象。未来应加快中西部地区大城市及以上规模城市的发展,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建立健全市民化成本约束与分摊机制,并加强超大特大城市非建成区和中小城市建成区的综合建设,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向此类地区流动并实现市民化。

推进乡村包容性绿色增长已成为兼顾乡村经济发展、社会公平与生态可持续的热点方向。农业社会化服务通过专业化分工与服务创新,为破解“大国小农”结构性矛盾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基于2008—202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测度乡村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实证考察农业社会化服务对乡村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业社会化服务正向影响乡村包容性绿色增长,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进一步证实了该结论。机制分析表明,农业社会化服务通过农业科技创新、土地流转和农业组织化间接推动乡村包容性绿色增长。异质性分析表明,农业社会化服务对乡村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提升效果在粮食主产区更强,且影响效应呈现“中部—东部—西部”递减态势。因此,各地应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关联网络,优化农业社会化服务空间布局,梯次推进适应农业现代化要求的乡村包容性绿色增长协同发展路径。

由于当前清算制度的供给不足,契约型私募基金的投资者在面临清算僵局时只能通过司法途径获得救济。但司法机关在审理该类案件时,对于投资者能否径行要求管理人赔偿以及如何界定投资者损失范围尚未形成统一认识,这导致投资者在清算僵局情况下难以通过赔偿损失的方式来退出基金。目前司法裁判不统一的根源在于对基金清算制度的认知存在偏差,导致清算成为损失认定的必经程序。对此,应当从清算义务的功能出发,将清算僵局转化为“剩余分配不能”的损失结果,并基于违约责任的制度原理,合理认定管理人的赔偿责任,以期解决投资者保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