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万焕, 乔成治

2022, 0(6): 3-11.

摘要 ( 1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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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资本利用自己掌握的数字技术与资本力量对社会进行渗透,通过收集和分析消费者的互联网反馈数据,如消费水准、消费倾向等,来影响和控制每个消费者的行为,其最终目的是由资本全面控制社会整体的生产、消费、流通与分配过程,使资本的控制力与影响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然而,这种控制也产生了新的社会矛盾与问题,如新的劳资矛盾和更具规模的生产过剩等,从而加剧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数字科技有向人类对立面发展的趋势,其根本原因是私有制的存在导致科技只为少部分人掌握、只为少部分人服务。

互联网普及能否改善人力资本错配

刘诗洋, 吴玉鸣, 吴青山

2022, 0(6): 12-25.

摘要 ( 1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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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人力资本配置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普及能显著降低个体就业错配程度,并且可通过信息改善效应与厚劳动力市场效应减少就业错配;进一步区分错配类型发现,互联网普及主要降低了个体“过度教育”的发生概率;异质性分析显示,互联网普及显著降低了西部地区样本、城镇地区样本以及私营企业样本的就业错配程度,同时显著降低了男性样本、50岁以下样本以及农业户口样本的就业错配程度。上述结果表明,互联网普及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本配置效率和推动高质量就业,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高质量推进新时代税收征管现代化

邓力平, 陈丽, 王智烜

2022, 0(6): 26-36.

摘要 ( 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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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税收现代化建设的税收实践为税收征管现代化积累了成功经验,而当前的国情世情则对税收征管现代化提出了时代要求。立足实践经验,结合时代要求,有助于把握新发展阶段税收征管现代化的一以贯之坚持和与时俱进发展,从而更好地领会税收征管改革的核心内容、重要突破和实践策略,助力高质量推进税收征管现代化。税收征管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精确执法、精细服务、精准监管、精诚共治”;重要突破是“税收征管从合作、合并到合成的突破”“税收服务、执法和监管深度融合的突破”“税收治理实现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的突破”“税收改革创新从渐进式到体系性集成的突破”;实践策略是规范税收执法标准、加快税收立法进程、强化税收共治措施、扩大征管改革效应。

地方财政压力会影响企业税负粘性吗——一种企业税负“痛感”的解释

庄序莹, 周子轩

2022, 0(6): 37-49.

摘要 ( 1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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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企业税负及税负粘性的“痛感”,有助于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创新能力。近年来我国减税降费成果瞩目,但经济下行使各地方政府财政压力日益增大,企业依然感到“税负过重”。基于此,利用2009—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研究了地方财政压力对企业税负粘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税负粘性现象,滞后一期财政压力对企业税负粘性有显著影响。在地方财政压力持续增大时,税务机关可能会重点关注避税程度高以及规模大的企业,造成其税负粘性更大,税负“痛感”增强,主要表现为企业利润增加时,被关注企业所得税的边际增量显著大于利润下降时的边际减少量。因此,政府应建立减税降费和缓解地方财政压力的协同机制,加快地方主体税制建设;协调税制改革和税收征管制度,减少弹性征管空间以降低企业税负粘性。同时,企业应提高纳税遵从度,培育企业自身税务核心竞争力,合理进行税收筹划活动以降低税负粘性。

政府因素与企业杠杆问题：中国的逻辑

孟世超, 王擎

2022, 0(6): 50-62.

摘要 ( 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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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杠杆内生于特定的经济运行模式,是当前经济健康状况的指示剂。企业杠杆问题背后的政府因素值得关注。然而,主流研究往往基于西方分析范式讨论杠杆问题,对中国国情的洞察尚不充分。在中国,政府因素多为体制因素,可从三个方面作用于企业杠杆：一是政府引导、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这一宏观机制可通过投资项目的收益-风险特征影响企业杠杆;二是政府与国有经济主体的治理方式,这一微观机制可通过银企双方的公司治理状况影响企业杠杆;三是宏微观机制共同造就的二元性资源配置结构,这一结构可通过借贷市场的各项成本或摩擦影响企业杠杆。企业杠杆指示着经济的短期稳定能力与长期增长能力,逆周期的企业杠杆能抵御危机冲击,也会积累债务风险,现有经济运行模式的可持续性是杠杆问题的“眼”之所在。企业杠杆调控应标本兼治,只有深化改革、优化原有模式、推动经济转型、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结合起来,方能实现“增长中的去杠杆”。

风险投资持股能抑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肖峻, 朱密

2022, 0(6): 63-74.

摘要 ( 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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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研究风险投资持股对实体企业上市后金融化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风险投资持股能够显著抑制实体企业上市后金融化行为,其中高声誉、非国有、联合投资的风险投资持股对实体企业上市后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强;基于中介效应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风险投资持股主要通过缓解实体企业融资约束和降低代理成本的双重机制抑制实体企业上市后金融化。运用Heckman两阶段方法、PSM方法处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结果仍然稳健。因此,建议监管部门进一步优化相关政策法规,充分发挥风险投资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的重要作用。

墨家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中国企业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兼爱”之治

张驰, 刘太刚

2022, 0(6): 75-88.

摘要 ( 1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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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给中国企业带来更多的机遇和挑战,核心价值理念及终极价值成为企业立足的因素之一。依照“伦理阐释—价值构建—理论实践”的逻辑结构,论述企业在墨家理论下的经济伦理思想、规则与秩序以及实际运用中的认知与应对。墨家以“兼爱”为核心,建立“义”“利”等同的价值观,使其能够在适配企业原始逐利动机的基础上以“利天下”为旨趣,辩证地探讨私利与公利的对立统一,企业管理者能够在满足私利的基础上履行社会责任。在墨家十论下,企业在人事制度、市场策略和危机应对等方面形成对市场内在规律的遵循,实现企业持续健康的发展。在具体事务的应对上,墨家“同异交得,两而无偏”的思维方式,帮助企业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与日俱增的市场环境中客观全面地看待事物;而在管理学视角下,墨家典故也存在新的诠释,以此形成与西方管理学有所区别的理论逻辑与风险认知,使企业管理在具体事务上具备更为灵活与务实的处理方式。

商业信用扭曲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大客户拖欠中小企业货款的证据

周晨松

2022, 0(6): 89-99.

摘要 ( 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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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拖欠货款是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一大阻碍。以2007—2020年中国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商业信用扭曲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大客户欠款金额的增加,中小板上市公司未来股价崩盘风险显著上升,原因是商业信用扭曲增加了中小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从而提高了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会计稳健性高,大客户欠款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会有所减弱;而公司商业信用供给过度会进一步加剧大客户欠款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影响。因此,国家应进一步加大对商业信用扭曲的整治,提高中小企业的信息披露水平,降低中小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

环境规制、创新与物流业发展水平

刘浩华, 陈秀玲

2022, 0(6): 100-110.

摘要 (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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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趋明显,但同时作为高污染行业,其对环境的影响也成为物流业转型发展的重要突破点,创新成为解决该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基于我国285个地级市数据,构造交互项模型和门槛模型验证环境规制、创新和物流业发展水平三者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创新的交互效应对物流业发展水平起到显著负向影响,当创新水平不高时,过强的环境规制会阻碍物流业的发展;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交互效应的负向作用、创新对物流业发展的正向作用在环境目标明确且定量表述的样本中显著,在环境目标未明确且定量表述的样本中不显著;门槛回归结果显示,环境规制通过创新这一门槛变量对物流业发展水平表现出先负向后正向的影响。因此,政府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应根据区域的创新水平,采取适宜的环境规制强度和手段。

“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

张明哲

2022, 0(6): 111-122.

摘要 ( 2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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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构建的“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考察“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同时对其影响的异质性和作用机制进行探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已成为重要的东道国区位因素,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区位选择整体上更倾向于数字经济发展程度高的东道国。在区域异质性上,东南亚和西亚中东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投资区位选择产生正向影响,即促进了中国对该区域的直接投资;中亚和蒙俄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南亚、中东欧地区产生抑制作用。在作用机制上,“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提升东道国制度质量和提升东道国人力资本等路径正向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行为。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研究结论对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投资区位选择实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国国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基于生态足迹方法

王俊杰

2022, 0(6): 123-138.

摘要 ( 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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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重要性原则、自然属性原则、存量属性原则、不可再生原则和不重复核算原则,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核算的资源应该包括耕地、林地、草地、湿地、水域和矿产六大类。土地资产、权益和负债可以被定义为生态足迹方法中的土地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和生态赤字,环境负债可以被定义为已消耗的矿产资源。这种界定使得土地资源和矿产（环境）的资产、负债和权益的概念都清晰明了,且其数量和价值核算都变得更容易。使用收益现值法和生态系统价值当量因子法核算土地资源价值,不仅考虑了土地的经济价值,还考虑了其气候调节等方面的非经济价值,从而避免了土地价值低估。基于中国2006—2020年的相关数据编制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显示,中国自然资源的权益价值是相应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约68倍,也比物质资本存量高出一个数量级。与其他编制结果的比较可以说明,利用生态足迹方法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是可行的,相对简单,可操作性强,且结果比较可信。

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融资租赁

宁金辉

2022, 0(6): 139-148.

摘要 ( 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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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融资租赁的影响。结果发现：绿色信贷政策会使重污染企业增加融资租赁规模。进一步分析表明：绿色信贷政策显著减少了重污染企业的长期银行贷款,使其不得不选择融资租赁的方式来弥补长期资金缺口。异质性分析发现：相对于规模大、融资约束低的重污染企业,绿色信贷政策对规模小、融资约束高的重污染企业融资租赁的影响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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