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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2019年 第0卷 第01期    刊出日期:2019-01-15
    分析师预测会利用年报文本信息吗
    许文瀚1,朱朝晖1,2
    2019, 0(01):  26. 
    摘要 ( 1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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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以文本信息为主的非财务信息在年报中的地位逐渐提高,采用文本语调统计法和特征词统计法,通过Python编程语言分析了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年报文本信息。研究发现,分析师会关注年报文本信息,并调整对上市公司的业绩预测。如果文本信息语调与实际业绩不符且异常乐观,分析师将下调业绩预测,并减少对文本信息的关注。
    管理层股权激励、两职合一与企业过度负债——基于两种代理理论的分析
    董屹宇,郭泽光
    2019, 0(01):  27. 
    摘要 ( 2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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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度负债不利于企业的持续发展。结合管理者机会主义代理理论和有限能力代理理论,探究在管理层任期长短不同的情况下,管理层股权激励、两职合一与企业过度负债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短期,股权激励与企业过度负债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两职合一与企业过度负债负相关,但随着任期的增加,股权激励与过度负债之间逐渐呈现负相关的趋势,而两职合一与过度负债的负相关关系则被削弱。在长期,随着股权激励程度的增加,企业过度负债率呈现显著的先降后升的U型趋势,相比两职分离的企业,两职合一的企业发生过度负债的可能性更高。研究结论为企业合理选择激励和约束机制以降低企业过度负债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决策依据。
    双边政治关系距离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的研究
    王珏,李昂,周茂
    2019, 0(01):  28. 
    摘要 ( 212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首次采用基于联合国投票数据测算的双边政治关系距离,实证考察了双边政治关系距离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缩短双边政治关系距离能够显著促进中国出口;第二,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通过推动贸易伙伴之间构建文化互信、建立区域自由贸易合作机制及加强顶层政治合作三个具体渠道为中国出口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进而有效扩大出口;第三,双边政治关系改善的出口促进效应对于不同所有制企业、不同出口目的国、不同类型出口产品存在差异性。此外,双边政治关系改善促进了中国比较优势产品的出口,强化了中国出口产品在发达国家的优势。
    企业创新与能源强度
    廖进球,徐加涛
    2019, 0(01):  29. 
    摘要 ( 193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基于创新投入与产出、创新方式两视角,利用2002年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营商环境调查数据,检验企业创新与能源强度的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基于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衡量的企业创新均能降低能源强度,且用企业创新产出衡量的企业创新降低能源强度的作用更大;三类创新上降低能源强度的大小依次为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和管理创新;大中型企业在工艺创新和管理创新上降低能源强度的作用大于小微企业,小微企业在产品创新上降低能源强度的作用大于大中型企业;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产品创新和管理创新对能源强度具有显著的降低作用,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三类创新均能显著地降低能源强度,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三类创新降低能源强度的作用不显著;东部地区企业的三类创新均能显著地降低能源强度,中西部地区企业的产品创新和管理创新能显著地降低能源强度。
    上市公司房地产投资与企业创新
    熊凌云
    2019, 0(01):  30. 
    摘要 ( 184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利用2006—2015年间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上市公司房地产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增加房地产投资会导致企业创新投入、技术人力资源投入和创新产出显著减少,说明房地产投资对企业创新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非一线城市,一线城市的上市公司房地产投资对创新投入、技术人力资源投入和创新产出的抑制效应更大;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房地产投资对创新投入、技术人力资源投入和创新产出的抑制效应更小。研究结论为政府根据区域和企业产权性质的差异出台差别化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和创新扶持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
    风险投资对战略信息含量的影响研究——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为例
    王爱群1,贺子聪1,王艺霖2
    2019, 0(01):  31. 
    摘要 ( 179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基于2009—2016年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数据,从风险投资是否持股和风险投资是否在治理层占有席位两个角度,对中国风险投资机构如何影响被投资企业披露的战略信息含量进行研究。研究发现,风险投资持股可以提高企业对外披露的战略信息含量,并且当风险投资机构在企业董事会或监事会占有席位时,这种影响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显示,有风险投资机构投资的企业披露的战略信息含量高,不是为了掩藏盈余操纵行为,证实了风险投资机构的投后管理机制可以通过信息披露途径发挥正向促进作用。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战略信息这一非财务信息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而且从新的角度论证了风险投资对企业信息披露的影响机制。
    欧洲负利率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及展望——基于合成控制法的研究
    陆超,孙雅静,杜佳
    2019, 0(01):  32. 
    摘要 ( 1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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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各界对负利率政策的有效性自其推出以来就存在着较大分歧。基于2008—2016年欧元区与33个控制组国家或地区的年度经济数据,运用合成控制法从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两个角度对欧元区负利率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结果发现,欧元区的负利率政策并没有显著提升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这意味着欧元区的负利率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十分有限,货币当局不能仅依赖于负利率这种非常规手段,还应配合使用其他货币政策操作工具并采取相应的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对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机制——基于预期渠道和溢价渠道双重视角的实证分析
    关禹a,王雪标b,孙光林a
    2019, 0(01):  33. 
    摘要 ( 188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基于AGDTSM模型框架,将国债利率分解为利率预期和风险溢价,并在预期渠道和溢价渠道双重视角下,实证检验货币政策对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我国货币政策目前主要通过预期渠道影响国债利率期限结构,而溢价渠道的作用有限;第二,预期渠道的引导方向与货币政策目标一致,溢价渠道在政策初期会削弱预期渠道的引导效果;第三,预期渠道对国债收益率曲线短端的引导力度较强,对长端的引导力度较弱,这种差异性是导致近期国债收益率曲线“极度平坦化”的根本原因。
    税收如何影响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基于资金流量表的实证研究
    潘文轩
    2019, 0(01):  34. 
    摘要 ( 1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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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收是影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因素。利用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数据,实证分析了1992—2015年税收对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税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程度总体上趋于提高,其中,生产税参与分配的程度远高于收入税。第二,收入形成受税收直接影响度最大的是政府部门,税收对非政府部门收入形成的影响度与部门税收负担率有较强正相关性。第三,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变化的过程中,税收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并非最主要的成因。第四,税收对非金融企业和金融机构两部门收入的影响存在一定程度的异质性。因此,要合理提高收入税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程度,对非金融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收入要采取差异化的税收调节措施,找准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关键环节。
    社会信任与消费行为:理论与实证
    张海洋1,韩晓1,高一丹2
    2019, 0(01):  35. 
    摘要 ( 201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理论分析表明,家庭对社会的信任程度会影响家庭的消费行为。对社会其他成员信任程度的增加会减少家庭的闲暇,从而增加家庭的收入和总消费;同时,家庭信任程度的增加还将改变家庭在不同类别商品之间的替代,消费更多品质不确定的商品并减少消费品质相对确定的商品。借助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并以工具变量法识别因果关系,信任和消费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研究同时发现,相对于商品类消费,服务类消费的品质不确定性更强,因此家庭信任度会对餐饮、娱乐、旅游、教育等服务类消费产生较大的影响。
    中期预算框架下预算绩效改革:逻辑起点与路径选择
    李红霞1,周全林2
    2019, 0(01):  36. 
    摘要 ( 169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目标。预算绩效改革是预算管理制度上的一场重大变革,它作为深化中期预算改革的“标配”,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期预算框架下的预算绩效改革仍处于探索阶段,预算制度保障体系还不够健全,科学规范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还未真正建立,预算绩效评价范围还有待扩大,绩效评价的结果应用还不够广泛,预算绩效与政府治理衔接还缺乏共容性等。这些问题若不及时解决,将会影响全面深化预算改革的进程。因此,探索中期预算框架下预算绩效改革的路径,可将预算管理模式由支出控制型转向绩效导向型,从而完成从“政府管钱袋子”到“管好政府钱袋子”的重大转变。
    制度创新与大国发展周期
    张进铭
    2019, 0(01):  38. 
    摘要 ( 1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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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历史表明,大国都存在着一个80年左右的发展周期。葡萄牙、西班牙、日本、德国、苏联的崛起和衰落都经历这样一个周期,英国、美国的长期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包含着多个这样的周期。影响国家发展周期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是制度创新,包括非系统性制度创新、系统性但不可持续的制度创新和系统性且可持续的制度创新。其中,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制度创新主要是为了维持掠夺性的发展方式,属于非系统性的制度创新,终究是难以为继的;日本、德国和苏联都曾经进行了系统性的制度创新,但由于它们的制度创新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最终也走向衰落;英国和美国在每次面临衰落危险之时,都重新展开了系统性且可持续的制度创新,因此能在很长时期中保持顺利发展和强国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