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光辉1，刘志远2，黄宏斌3

2015, 0(03): 588.

摘要 ( 1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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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投资者情绪与传统理性视角下公司治理机制相结合，检验管理层薪酬激励和债务融资两种治理机制与投资者情绪交互作用对投资非效率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考虑投资者非理性影响，管理层薪酬激励、债务融资均与投资不足显著负相关；其与投资者情绪的交乘项均与过度投资显著正相关。研究结果表明两种治理机制对投资不足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过度投资的治理效应却依赖于投资者情绪状态。

高质量审计、管理层权力与代理成本

谢盛纹，蒋煦涵，闫焕民

2015, 0(03): 589.

摘要 ( 1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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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国2007~2012年期间发生审计师改聘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公司管理层权力与审计师动态选择之间的关系，以及外部审计对管理层代理成本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在审计师的动态选择中，当管理层权力越大时，以股东大会及董事会为代表的公司治理层就越有可能改聘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师，以此来抑制管理层权力膨胀或权力寻租行为；进一步研究表明，选择高质量审计师，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所有者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冲突，降低管理层代理成本。

融资约束与出口产品价格竞争力——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陈旭，邱斌

2015, 0(03): 591.

摘要 ( 1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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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及海关数据库，从产品层面考察了不同性质的融资约束对中国出口产品价格竞争力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中国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有助于降低产品价格、提高出口竞争力；在一般贸易模式中，内、外部融资约束以及企业之间的商业信贷约束的缓解均能够对出口产品价格的下降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这种现象在加工贸易企业中并不明显；不同层面的融资约束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出口产品价格竞争力的影响也不尽一致，私营企业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受到融资约束的抑制作用最为明显。

国际资源价格波动因素冲击测度分析——基于FAVAR模型

黄先明

2015, 0(03): 592.

摘要 ( 1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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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拓展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供求均衡价格论，将国际资源价格影响因素内生化，构建广义供求均衡价格论。基于1997年1月-2012年12月数据，选取涵盖美国与中国实体经济、金融因素、投机因素、供需与库存的14个经济变量为研究对象，建立因素增强型向量自回归模型——FAVAR模型，系统考察各变量对国际资源价格波动的冲击贡献。研究发现，由“实体供求+投机供求”的“广义供求”决定国际资源均衡价格。从长期看，美国实体经济需求是国际资源价格的主要推手，投机供求并非国际资源价格波动的关键因素；从短期看，投机供求对国际资源价格冲击明显增强，美国量化宽松对国际资源价格波动冲击效应明显。从中美因素比较来看，无论是在长期还是短期，“中国因素”对国际资源价格冲击贡献一直低于“美国因素”，但“中国因素”短期贡献明显大于长期。

亲社会动机与印象管理动机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

高日光，李胜兰

2015, 0(03): 593.

摘要 ( 1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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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实施组织公民行为既可能是好士兵的真心表现，也可能是好演员的虚伪行为。通过对302名企业员工及同事的配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亲社会动机与印象管理动机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亲社会动机对指向同事的组织公民行为和指向组织的组织公民行为均有显著的影响；印象管理动机仅对指向组织的组织公民行为有显著的影响；印象管理动机在亲社会动机与指向组织的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即当员工有较高的印象管理动机时，亲社会动机与指向组织的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更弱。

服务业中绿色广告主张对消费者决策的影响——基于归因理论的视角

孙瑾1，2，张红霞2

2015, 0(03): 594.

摘要 ( 1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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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环境恶化和消费者生态环境意识的逐步增强，绿色广告主张也开始在广告中越来越频繁地出现。鉴于此，在归因理论的指导下，引入消费者感知绿色价值，试图深入揭示绿色广告主张类型和动机交互作用的内在效用机制。实验数据分析表明动机归因调节了绿色广告主张类型对于消费者决策的影响。当消费者对绿色广告有积极的归因时，相比关联型广告主张，实质型广告主张能够得到消费者更好的品牌态度、更积极的品牌评价和更高的购买意向；反之当消费者认为公司做绿色广告的动机比较消极时，无论其提出什么类型的广告主张，都很难引起消费者的好感。此外，中介作用分析结果表明，消费者感知绿色价值是影响广告主张与归因交互作用发挥的中介变量。

证券化能降低银行风险吗——基于“挤兑模型”的理论分析

刘新宇，葛扬

2015, 0(03): 595.

摘要 ( 1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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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少成熟的证券化市场，我国商业银行无法通过证券化手段转移风险，只能通过传统的线性交换策略转移风险。通过在“挤兑模型”中加入证券化因素，并利用“挤兑边界”分析法将风险大小可视化，可以得到证券化策略能够在绝大多数条件下提供比线性风险规避策略更好的规避效果。在不存在信心冲击的条件下，以银行个体风险最小化为基础的最优选择是交换整个证券化中的高级部分，并使高级部分的偿还额等于存款额；但在存在信心冲击的条件下，这一选择失效，银行风险最优选择策略存在变更。

金融多样性与财产性收入——基于增长和分配双重视角的审视

陈刚

2015, 0(03): 596.

摘要 ( 1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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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多样性不仅决定了金融部门的效率，而且还界定了金融规模扩张的受益边际，因此，它对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和分配具有重要影响。使用2005-2011年中国省际经验数据的研究发现，金融多样性的上升显著地促进了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并降低了财产性收入在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居民间分配的不平等。同时，金融多样性也是金融规模扩张影响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和分配的门槛条件，只有当金融多样性超过一定的门槛值之后，金融规模的扩张才可能显著地促进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及平等分配。研究表明，金融结构的优化可能远比金融规模的扩张更为重要。因此，增加中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并促进财产性收入的平等分配，可能需要进一步消除金融市场上存在的一些歧视性准入壁垒，特别是针对非国有金融和民间金融的歧视性准入壁垒，以此构建一个机构种类多样的金融体系，并培育各类金融机构享有公平竞争机会的市场环境，以促进各类金融机构的充分竞争。

中国式财政分权：一个扩展的分析框架

马万里

2015, 0(03): 597.

摘要 ( 1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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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财政分权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与国家长治久安的体制保障。中国式财政分权属于“行政性一致同意”型分权模式，是中央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因此，来自顶层的政治与财政激励以及官员自身的私人激励使地方政府具有发展经济的强劲动力，而“用手投票”与“用脚投票”缺失、法治基础薄弱、标尺竞争压力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变异，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未来的改革应从官员治理、制度设计、人民主权和监督机制四个方面着手，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与国家长治久安保驾护航。

就业风险、社会资本与进城务工人员的部门选择

韩雪，张广胜

2015, 0(03): 598.

摘要 ( 1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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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较少关注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选择。运用前景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分析了进城务工人员的择业行为。理论分析表明，行业风险程度和社会网络质量决定了个体的就业选择。运用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就业风险和社会资本对进城务工人员的部门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就业风险是就业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亲朋乡邻等传统关系网络对务工人口就业选择行为具有正向影响，但由于网络质量水平不高，务工人员所凭借的传统网络对于其职业上行流动帮助不大。

香港税制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分析

王希平

2015, 0(03): 599.

摘要 ( 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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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地区税制在过去的几十年变化很小。一直以来，香港税制中存在着一些不利于税负公平的因素，主要体现在非税收入、税率结构、标准税率、税额抵免以及财政收入结构等方面，这些因素共同影响了香港税制的收入再分配功能。通过RSA指数和有效税率来检验香港税制的收入再分配功能，结果表明：香港的税制具有一定的收入再分配功能，所得税的累进性随着税率结构的微幅调整而变化。如果能够减少资本利得的免税政策，提高所得税扁平的税率结构或取消标准税率，调整税额抵免的策略使税额抵免更有针对性，那么香港税制的累进性将会得到较大的改善。

中国地方政府的“相机抉择依赖症”与地区经济波动

龚旻1a，张帆1b

2015, 0(03): 600.

摘要 ( 1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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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土地财政和地方融资平台的出现使得现有财政体制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约束出现软化的迹象。在这一制度环境下，地方政府在制定相机性财政政策时更少地基于稳定地区经济考虑，而更大程度上是为了争取财政收入和地区利益。这使地方政府的财政活动长期呈现出较大的随机性特征，不利于地区经济稳定。通过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进行分解，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发现，地方政府的相机性财政政策对异常消费具有一定的平抑作用，但加剧了异常投资的波动。相对消费波动，投资波动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所以我国地方政府的相机性财政政策实际上隐含了较大的经济波动风险。这一结论为下一步财政体制改革中注重构建对地方政府经济活动的内生制度约束提供了经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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