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胜宝1，李行天2，徐亚琴1

2015, 0(06): 553.

摘要 ( 1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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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采用文本分析法，在有效识别“诚信”导向企业文化的基础上，以沪、深证券市场2002-2012年间全部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检验了“诚信”导向的企业文化对商业信用水平的影响，从一个新的视角为企业文化的信号传递效应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诚信”导向的企业文化有效地增加了其所获得的商业信用。进一步的检验发现，“诚信”对商业信用的影响仅在非国有企业中发挥作用，而在国有企业中不起作用。对非国有企业来讲，在法律环境较差地区以及企业的正式金融融资能力较差时，“诚信”发挥的作用更大。

国有股权比例优化区间研究——基于面板门限回归模型

田昆儒，蒋勇

2015, 0(06): 555.

摘要 ( 1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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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沪深两市ST和金融行业外的A股上市公司2003年至2013年间国有股权比例大于零的相关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了面板门限回归的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国有参股不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股权比例优化区间为（5.01%，15.46%]，国有股权比例尽量接近15.46%；国有相对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股权比例优化区间为（32.16%，43.86%]，国有股权比例尽量接近32.16%；国有绝对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股权比例优化区间为（74.56%，100%）。

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需求垄断效应研究——以“附件B国家”控制进口为例

张云1，杨来科2

2015, 0(06): 556.

摘要 ( 1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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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边际减排成本曲线分析国际碳交易理论逻辑，并预测“附件B国家”间自由交易结果，然后构建无谓损失和进口成本节约理论模型分析国际碳交易市场需求垄断效应，证实碳排放权进口国设定最高进口比例可以减少完成减排义务的总成本，扩大国际碳交易净收益，而且存在使总成本最小的进口比例。发展中国家应该加强合作与碳资源管理，争取国际碳交易和减排谈判的话语权，同时应尽快进行相关产权制度创新，建立国内市场化交易机制。

结构转换能力与专业化模式变迁——基于金砖四国出口数据的比较分析

祝树金，李仁宇，江鸣

2015, 0(06): 557.

摘要 ( 1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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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HS(1992)六位数出口数据，选择美国作为比较基准国，对金砖四国的结构转换能力与专业化模式变迁进行比较，实证检验了结构转换能力对专业化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与美国相比，金砖四国现有专业化模式层次相对较低，结构转换能力不够强；中印两国在专业化模式及演进上具有较多相似性；中国结构转换能力相对较强，其次是印度，而巴西和俄罗斯的结构转换能力不断下降；未来金砖四国在技术复杂度高的产品部门有较多潜在优势产品，但目前结构转换能力与转换空间不够一致。

顾客欺凌行为对员工工作反应的影响机制研究

占小军

2015, 0(06): 558.

摘要 ( 1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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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交互双方权力的不对称，使得顾客欺凌员工行为频繁发生。通过对312名员工及其主管进行追踪调查，探讨了消极情绪、尽责性及主管支持在顾客欺凌行为对员工工作反应影响机制中的作用。结果表明，消极情绪在顾客欺凌行为与员工服务绩效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而在顾客欺凌行为与员工服务破坏行为的关系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尽责性及主管支持能够缓解顾客欺凌行为对员工消极情绪的影响。此外，在讨论研究结果的基础上，为服务性企业如何预防及应对顾客欺凌行为提供了相应的建议。

我国上市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溢出研究——基于CoVaR和MES的比较分析

卜林，李政

2015, 0(06): 559.

摘要 ( 1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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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视角，采用条件风险价值CoVaR和边际期望损失MES，研究了我国23家上市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溢出效应及其时变特征。结果表明：（1）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商业银行的MES均值依次递减，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单位资产的系统性风险贡献度高于商业银行；在银行部门内，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MES值高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2）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的?驻CoVaR均值依次递减，从单个金融机构总的系统性风险贡献度来看，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对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溢出高于证券公司；而且，股份制商业银行对系统性的风险溢出高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3）我国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危机期间较高，危机后具有明显的向下趋势；后危机时代，银行同业业务提高了金融机构之间的关联性，2013年我国系统性风险水平有所提高。这些研究结论对于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以及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组织嵌入、社区嵌入、组织支持感知与离职意愿关系研究

杨廷钫

2015, 0(06): 560.

摘要 ( 1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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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的主动离职研究中，有关组织嵌入对离职意愿的影响在研究结论上比较一致，但是在社区嵌入和离职意愿的关系上却存在着比较大的争议，这说明了在社区嵌入和离职意愿之间可能存在着某些来自于个体、组织或社区的调节变量。本研究探索了是否有可以控制的组织因素——组织支持感知能在社区嵌入和离职意愿之间起到调节作用。此外，本研究注意到组织嵌入和社区嵌入之间存在的“粘性”，即它们之间彼此影响，探索了社区嵌入在组织嵌入和离职意愿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社区嵌入在组织嵌入和离职意愿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2）组织支持感知在社区嵌入和离职意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晋升激励、攫取之手与地方财政超收

冯辉，沈肇章

2015, 0(06): 561.

摘要 ( 1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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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治激励和新财政集权理论为基础，并运用2000-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地方财政超收。在晋升激励之下，地方政府会策略性地影响预算编制所依据的GDP计划增长率和官员政绩考核所依据的核心指标（即GDP实际增长率），因而GDP超计划增长为财政超收奠定了经济基础。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集权程度加强，地方政府在财政压力下提高税收征管效率，财政超收与中央攫取之手正相关。地方政府在发展高税行业带来税收超预算增长的情况下会调整年初预算而追求超支，实证结果表明非农化程度与财政超收负相关。因此，在完善官员政绩考核制度的同时，需要加强人大的监督职能。

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增长非均衡关系研究——基于双门槛回归实证分析

张亦春，王国强

2015, 0(06): 562.

摘要 ( 1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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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1992-2012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通过对金融偏离度的测度以及运用双门槛回归检验，证实了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增长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正相关，而是呈现出促进和抑制的差异，即存在非均衡性。由于非均衡以不同机制大幅降低了金融市场对资本的有效配置能力，相对于实体经济，金融发展向上或者向下的过度偏离都抑制了实体经济增长，从而说明金融发展有效服务于实体经济不仅需要金融部门主观上的支持，客观上也需要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增长相适应。

财政分权、空间外溢与中国城市雾霾污染：机理与证据

李根生，韩民春

2015, 0(06): 563.

摘要 ( 1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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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各大城市相继遭受严重的雾霾污染，严重威胁到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基于财政分权引致的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变化和污染空间溢出效应的分析，利用中国2003-2012年29个大中城市PM10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财政自主度的提高可以激励地方政府加大对雾霾污染的治理力度，而内生于财政分权的地方政府竞争则削弱了这种激励作用；城市周边区域的污染溢出和工业化则进一步助推了雾霾的生成。进一步按重度与轻度污染区域分析发现，城市雾霾形成原因呈现出显著的地域差异性，因而雾霾治理既要因地制宜又要联防联控。

土地征收中的权力博弈与制度重构

林辉煌1，欧阳静2

2015, 0(06): 564.

摘要 ( 1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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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和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大量的土地被征收使用。土地征收的过程包括前期规划、中期谈判和后期安置。在这一过程中，农民权益保障与国家经济发展的权重关系并不完全由主观的政策意志所决定，而是更多地受制于特定时期经济发展水平、民众权利意识和国家行政干预三者之间的博弈格局。换言之，贯穿于整个征地过程的是经济权力、社会权力和行政权力的互动关系。重构征地制度，实际上就是通过平衡这三种权力的博弈格局来完善土地规划、征地谈判和失地安置的制度。

大国发展——论中国经济的欧洲化

陆铭

2015, 0(06): 565.

摘要 ( 1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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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现阶段是应该继续发展中国沿海地区，还是应该通过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方式，把大量的资源引入到中西部发展？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会涉及到国家的很多重大政策，包括土地政策、户籍政策、转移支付政策、财政政策等，这些政策会影响到中国未来的人口分布。因此，对于中国城市发展的两个焦点问题是：第一，是发展大城市还是小城镇？第二，是发展东部还是西部地区？分析表明，中国应通过劳动力跨地区的自由流动来追求经济高效增长和区域间人均GDP的平衡，以适应统一货币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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