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目录

2017年 第0卷 第11期    刊出日期：2017-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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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与实证研究——《宏观经济学》评介

刘宁杰揭筱纹

2017, 0(11):  195. 

摘要 ( 1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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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团队的国际化视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公司价值

李世刚

2017, 0(11):  197. 

摘要 ( 1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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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团队的国际化逐渐成为公司治理的热点问题，探讨高管团队的国际化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和公司价值的影响，可以进一步了解国际化的高管团队的治理能力。通过手工收集2009—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高管的国际化视野数据，实证研究了高管团队的国际化视野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公司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团队的国际化视野显著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提升了公司价值，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至少是高管团队的国际化视野与公司价值之间的一个中介渠道，经过一系列的敏感性测试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这一结果表明，高管团队的国际化视野具有强烈的治理效应。

高管超额薪酬影响了企业债务融资吗

黄送钦，吴利华，许从宝

2017, 0(11):  198. 

摘要 ( 2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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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考察了高管超额薪酬这一争议因素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以及外部制度环境、内部治理机制等因素在两者间关系中所具有的治理性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在国有控股企业中，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债务融资水平显著负相关，超额薪酬的作用机理是：因内部人控制问题的存在，国有控股企业高管存在薪酬操纵现象，其攫取的超额薪酬与企业业绩间存在无激励联动的“倒挂”关系，但企业债务所发挥的治理效应却显著增强了高管薪酬与业绩间敏感性，提高了高管薪酬操纵的难度。这表明在国有控股企业中两者间关系符合薪酬防御假说，即超额薪酬越高的高管往往会采取削减债务融资、增加商业信用的融资策略，为其谋取超额薪酬进行正当性防御；但没有证据表明在非国有控股企业中存在上述现象。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发展外部正式制度（市场化程度）、非正式制度（信任环境）环境以及增强董事会独立性、提高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内部治理机制可以有效抑制超额薪酬高管对国有控股企业债务融资决策的非理性干预。

“一带一路”国家交通基础设施质量与中国货物出口

崔岩，于津平

2017, 0(11):  199. 

摘要 ( 1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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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讲，“一带一路”国家交通基础设施质量的提升可以通过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和贸易替代效应对中国货物出口产生影响。采用201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2个国家HS6位产品层面出口数据，基于引力模型分析沿线国家交通基础设施质量对中国货物出口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国家交通基础设施质量的提升有利于中国货物出口的增长；沿线国家公路、铁路、港口和航空基础设施的改善均能促进中国出口贸易；沿线中蒙俄、中新、中伊士和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交通基础设施质量的提升对中国货物出口能产生正向影响，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对中国货物出口的影响并不显著。

高速铁路对沿线城市工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基于中部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卢福财，詹先志

2017, 0(11):  200. 

摘要 ( 1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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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框架中，引入高铁变量，构建了高铁对沿线城市工业集聚影响的理论模型，并提出相关假设。基于中部六省80个地级市的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以及中介效应方法对相关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开通高铁对于工业集聚度的提高有着显著且稳健的拉动作用，并且这种作用会随着高铁数量的增加而加强；高铁的工业集聚效应只在市辖区人口规模小于50万的城市显著，作用也最强；高铁有利于民营企业的工业集聚，对国有企业的工业集聚则有反向作用；高铁通过影响工业劳动力的流动改变沿线城市工业集聚程度。

我国民航运输企业区位选择的时空演化及其成因分析

胡宇辰1，伍向阳1，魏泽云2

2017, 0(11):  201. 

摘要 ( 1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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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集2000年、2008年和2016年我国3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民航运输企业的空间位置数据，运用全局自相关以及局部自相关的方法对民航运输企业的集聚状况进行研究，发现国内民航运输企业的聚集程度逐渐加深，高高聚集现象由中部一直向南、北两端扩展，高低聚集现象一直由海南和广东北上顺着沿海省份扩张，民航运输企业的经济空间溢出效应显著。此外，利用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根据市场需求类型的不同，我国民航运输企业的区位选择可分为第三产业导向型、旅游导向型、物流导向型和综合型；机场综合保障能力因素对民航运输企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地区公路与铁路的发展与民航运输企业的发展存在竞争关系。

工作特征对内部创业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工作情感为中介变量

林金燕，唐炎钊，白云涛

2017, 0(11):  202. 

摘要 ( 2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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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内部创业战略能否落地，归根结底在于员工的执行。基于工作特征模型、情感事件理论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构建了以工作情感为中介变量、物质激励满意度为调节变量的工作特征影响内部创业行为的模型，并使用问卷调查获得的1426个有效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工作特征对员工的内部创业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作情感在工作特征与内部创业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员工对物质激励的满意度不但调节工作特征与员工积极情感之间的关系，而且增强了积极情感的中介作用。

选择偏误对资产定价谜团的实证影响——基于中国股票市场的分析

刘俊玮，王一鸣

2017, 0(11):  203. 

摘要 ( 1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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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溢价之谜与无风险利率之谜在不同市场具有不同的表现。从时间频度、消费变量和效用偏好三个选择维度出发，系统探讨股权溢价之谜和无风险利率之谜在中国市场的表现后发现：时间频度的选择偏误容易得到异常的时间贴现率，影响无风险利率之谜的结论；而时间频度和消费变量的选择偏误还容易导致中国市场风险厌恶程度的高估，影响股权溢价之谜的判断；在HFU与GEU偏好下，中国既不存在股权溢价之谜，也不存在无风险利率之谜。总体上看，不同于西方成熟市场，中国不存在无风险利率之谜；并且，虽然存在基础意义下（CRRA偏好）的股权溢价之谜，但稳健性不足。因此，能否准确刻画中国投资者的偏好，成为股权溢价之谜是否稳定成立的关键。

中央民政专项转移支付配置：地方行政力量的作用

陈志广

2017, 0(11):  204. 

摘要 ( 1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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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专项政府间转移支付或者政府间补助是平衡地区间财力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核心制度。基于民政部门数据，研究发现地方行政辖区数量、民政部门职工数量和民政部门省内分权等行政性因素均显著影响地方政府接受的中央专项补助，这表明部门和官僚利益已经渗透于民政专项资金的配置过程。因此，完善我国各项专项转移支付配置工作，除了改进测算等技术型的内容外，优化体制等政治型的内容同样必不可少。重要的改进方向包括：进一步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更好地匹配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提高资金分配及使用的透明度，方便相互监督和民间监督，建立健全政治、行政等各项问责机制，将事先说明和事后追责等工作常规化、制度化。

投资者情绪、资本管制与货币替代

刘金全，陈德凯

2017, 0(11):  205. 

摘要 ( 1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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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货币替代模型进行修正后的实证结果显示，投资者情绪和资本管制确实是影响我国货币替代程度的重要因素，资本管制程度的下降以及投资者避险情绪的上升均会导致我国货币替代率上升。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方法做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除货币替代的自身波动外，投资者情绪是导致我国货币替代率波动的最主要因素，而资本管制对货币替代率的冲击效应极其微弱且贡献率也极低。因此，货币当局应当密切关注投资者情绪的变化，适当加强短期资本管制，防范因避险情绪引起的货币替代风险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和经济发展造成冲击；同时应长期坚持资本账户自由化政策不动摇，从而谋求更多的全球化福利收益。

绩效预算：基于善治的预算治理

蒋悟真，李其成，郭创拓

2017, 0(11):  206. 

摘要 ( 1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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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预算是作为善治的预算治理的价值目标与衡量标准。预算善治的基本内涵决定了绩效预算必须以结果为导向、以绩效评价为核心、以分权为手段，同时以绩效问责为约束。为此，我国绩效预算治理改革不仅需要完善预算法律法规体系、明确绩效评价结果与资金配置的关系、构建科学的财政激励制度并不断强化绩效问责，而且更需要体现出预算善治的价值追求，既要有预算善治之外在表现，也要体现其精神内涵。

东部率先发展战略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的经验分析

张成1，2，陈宁2，周波2

2017, 0(11):  207. 

摘要 ( 2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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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东部率先发展战略的结果是：（1）东部地区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上领先于其他地区，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的快速上升。（2）东部率先发展战略年均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0.8%，并分别年均能够提高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0.4%、0.2%和0.2%。（3）东部率先发展战略的影响存在典型的地区异质性。有八个省份能够受惠于该战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并分别有八个、七个和六个省份因此实现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持续提升。（4）东部率先发展战略会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进出口比重和市场化程度的相对上升以及能源强度和工业比重的相对下降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适度发展新内涵：辨析与启示

王展祥

2017, 0(11):  208. 

摘要 ( 1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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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对于落后国家从根本上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实现对先进发达国家的追赶乃至“蛙跳”式发展赶超具有重要意义，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换挡减速”存在未富先慢的嫌疑。需要从适度发展与适度增长的区别中来把握适度发展的下限，适度发展更侧重经济增长效率提升、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的技术进步路径以及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的提高。化解产能过剩并不必然导致适度发展速度的下降，减速也不是新常态的标签。需要发挥中国独有的工业体系齐全优势，进一步在工业化进程中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