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杰伟, 吴思栩

2020, 0(1): 3-14.

摘要 ( 15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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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2001—2016年城市级别数据,将人口规模纳入互联网与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重新估计了互联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平均而言,互联网能提高中国城市的经济增长率,但结果并不稳健,原因在于互联网对人口规模较小的城市影响不显著或者影响为负。第二,城市人口规模越大,互联网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强。第三,互联网的网络效应可以解释这种强化作用。门槛回归的结果显示存在两个门槛值,分别为7.72%和14.32%,只有当渗透率超过7.72%时,互联网才能显著地促进城市经济增长。门槛回归结果表明,即使在平均渗透率较低的中西部,互联网对其大城市经济的促进作用仍大于平均渗透率较高的东部小城市。因此,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投资应在城市或者城市群层面上进行,以兼顾效率和地区的平衡发展。

生育成本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

段继红, 苏华山, 张成

2020, 0(1): 17-26.

摘要 ( 4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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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人口问题的关键在于探明目前低生育意愿的根本原因。基于机会成本理论,引入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从生育二孩的成本与收益两个角度进行理论分析,并根据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影响二孩生育意愿的因素。研究发现：生育过程中的疼痛或危险性、一孩抵触、休闲时间的减少、没人带孩子、经济承受能力、优生少生、更多家庭纠纷这些因素对二孩生育意愿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是制约人们自主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而其中的隐性成本则是导致女性二孩生育意愿普遍低于男性的原因。结合不同地区的人文社会环境考察二孩生育意愿的地区差异,结果发现,地区差异对二孩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因此,人口政策的具体实施也应该把地区差异考虑在内。

新《预算法》实施对地方财政透明度的影响——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上官泽明, 牛富荣

2020, 0(1): 27-36.

摘要 ( 3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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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透明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作为“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我国自2015年开始实施的新《预算法》对地方财政透明度的影响究竟如何,是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利用2012—2017年我国大陆31个省级地方政府的面板数据,研究新《预算法》实施对地方财政透明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新《预算法》的实施有效提高了地方财政透明度;相对于在沿海省份,新《预算法》在内陆省份的实施更能显著提高地方财政透明度;在提高地方财政透明度的过程中,“自上而下”的新《预算法》实施与“自下而上”的社会公众诉求并未产生协同效应。为此,应当按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尽快修订出台新《预算法实施条例》,健全财政信息公开的法律体系,继续做好财政信息主动公开工作,完善财政信息公开的社会公众参与机制。

中央转移支付与地方“税收洼地”：平抑还是激化

唐飞鹏, 叶柳儿

2020, 0(1): 37-50.

摘要 ( 4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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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财政对中央转移支付的依赖是约束还是助长了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目前仍有较大争议。基于中国式财政分权的特殊情境,构建一个含有中央转移支付内生冲击的地方税收竞争理论模型。理论分析发现：公共投资配套型、平衡地方财力型和税收贡献奖励型的中央转移支付都会促使理性地方政府采取更加激进的税收竞争行为,降低纳什均衡时向企业攫取的实际税率。实证分析稳健地证实了中央转移支付并未有效缓解地方税收竞争,反而产生显著的激化效应。而且,该效应存在显著的单一门槛衰减特征和税种、时间异质性。为此,应适当控制中央转移支付总体规模,加强专项转移支付绩效评估,调整一般性转移支付分配标准,强化税收优惠垂直分权管理,以期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

普惠金融与银行风险承担：事实考察与机理分析

张文菲, 金祥义

2020, 0(1): 51-64.

摘要 ( 13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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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金融制度改革的逐步推进,加强金融危机管理和银行风险防范是推动金融体制转变的重要攻坚战。通过从普惠金融视角入手,在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框架下进行理论研究,发现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降低银行承担的风险水平。结合BankScope全球银行数据库和普惠金融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发展对银行承担的风险具有显著的消减作用,且这一作用对不同样本分类存在异质性。同时,普惠金融通过提高银行零售存款占比、降低银行平均付息成本,可以减少银行面临的风险;而治理环境的改善,能够放大普惠金融的风险消减作用,降低银行承担的风险水平。这意味着,出台偏远地区“优存优取”的金融储蓄政策,增强银行对弱势群体的金融服务力度,促进普惠金融的开展,是推动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要义所在。

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及机制分析

张晓玫, 董文奎, 韩科飞

2020, 0(1): 65-76.

摘要 ( 4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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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项目的数据,就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普惠金融能够增加家庭参与股票市场和风险金融市场的概率,而且能够提高家庭配置股票资产和风险金融资产的比例。通过机制分析进一步表明,普惠金融通过影响家庭的金融素养,进而影响家庭的金融资产选择。此外,将样本细分为农村家庭和城镇家庭、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进行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在农村家庭和低收入家庭中的边际影响更大。因此,提高普惠金融水平能够促进家庭更合理地配置金融资产,而且这一政策效果在农村家庭和低收入家庭中更加显著。

组织污名与中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研究——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张宁宁, 杜晓君

2020, 0(1): 77-88.

摘要 ( 3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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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组织污名视角并结合组织合法性理论与资源基础观,采用2006—2015年间中国企业对特定东道国首次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事件为研究样本,运用Logit回归分析法探究组织污名对中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并分析母国地区制度环境和企业所有制性质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组织污名对中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进入海外市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组织污名的存在使得中国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合资模式进入东道国市场,而母国地区制度环境强化了两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所有制性质对上述负效应具有弱化作用。

战略俘获、能力丧失与代工企业低端锁定——基于网络关系能力的调节作用

胡大立, 殷霄雯, 胡京波

2020, 0(1): 89-100.

摘要 ( 4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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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以代工方式嵌入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这种模式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致使其陷入“贫困化增长”的困境。代工企业要维续生存与发展,转型升级势在必行。然而,当代工企业向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时,势必遭到跨国公司的各种战略俘获,迫使代工企业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从而形成低端锁定。从俘获理论出发,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以揭示跨国公司战略俘获是如何导致代工企业低端锁定的。研究结果表明,战略俘获与代工企业低端锁定存在正相关关系,代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丧失在战略俘获与代工企业低端锁定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代工企业网络关系能力对战略俘获与代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丧失之间有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地,网络关系能力负向调节自主创新能力丧失对战略俘获与代工企业低端锁定的中介效应。

价值链分工联系的空间拓展与企业内涵式发展能力

陈健, 赵迪, 赵洋

2020, 0(1): 101-113.

摘要 ( 1331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高质量发展要求下,重新审视我国企业构建的价值链分工体系及其对企业自身内涵式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世行中国微观企业调查数据,一方面合理定义了企业层面的价值链分工联系,另一方面科学构建了企业内涵式发展测度,并由此展开实证分析。主要结论为：拓展价值链分工上、下游联系均有助于企业内涵式发展能力提升,但中游竞争联系却存在不利影响;进一步考虑到价值链分工拓展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证实企业拓展国家和国际尺度分工联系的内涵式发展能力提升效应最突出;分行业比较发现,相比服务企业,制造企业拓展大空间尺度分工联系带来的内涵式发展效应更加明显,尤其是技术密集型制造企业;内涵式发展能力较高的企业在拓展价值链分工联系中获得的边际正效应更大。

区域人力资本就业配置与全要素生产率

徐晔, 喻家驹

2020, 0(1): 114-125.

摘要 ( 367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以中等人力资本为视角,测度了区域高等人力资本稀缺度,结合Mincer方程测度了人力资本就业错配度,并通过二者研究区域人力资本就业配置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区域高等人力资本稀缺度的上升会减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对国企影响更大;高等人力资本稀缺度对民企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低劳动力密集行业中更大,而对国企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高劳动力密集行业中更大;区域人力资本就业错配度的上升对民企全要素生产率不利,且对高劳动力密集行业中的民企影响更大;由于相对竞争优势的增加,区域人力资本就业错配度对低劳动力密集行业中国企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正面影响。

股票流动性、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与员工持股计划收益

刘倩茹, 刘志远

2020, 0(1): 126-135.

摘要 ( 348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以2014年1月至2017年8月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员工持股计划为样本,从股票流动性和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视角,分析了员工持股计划收益不足的成因和缓解机制。研究发现：员工持股计划存在收益不足,且股票流动性低会加剧员工持股计划收益不足。进一步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能缓解员工持股计划收益不足;进一步细分机构投资者类型发现,私募、券商、境外合格投资者和其他类型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更能缓解员工持股计划收益不足。

政策冲击、注意力分配与投资者情绪——基于“沪港通”与“深港通”政策的分析

于博, 吴菡虹

2020, 0(1): 136-148.

摘要 ( 352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以沪港通、深港通双重政策冲击为背景,利用沪港、深港成交量数据及百度指数跟踪沪港、深港交易联动性和投资者注意力分配水平,借助双重差分法,研究了互联互通政策市场情绪效应以及注意力分配对这一情绪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互联互通政策提高了沪港之间以及深港之间的情绪联动水平;投资者对互联互通政策的注意力分配水平越高,沪港之间以及深港之间情绪联动水平也越高,说明注意力分配对政策效果具有调节作用;对比政策预期阶段和政策实施阶段的情绪联动水平变化,发现投资者注意力分配水平在政策预期阶段更强,导致政策预期对情绪联动水平的影响比政策本身更突出,而注意力衰减效应则导致深港通情绪联动水平弱于沪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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