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目录

2020年 第0卷 第1期    刊出日期：2020-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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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理论诠释和价值意蕴

罗红杰, 平章起

2020, 0(1):  3-10. 

摘要 ( 2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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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和基本方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为理论基石、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执政理念为思想基础的科学思想,全面修正了西方人道主义理论,本质超越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并蕴含着丰富的科学内涵和深刻的精神实质。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贯穿于“五大发展”理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伟大”历史使命以及全面深化改革之中,对推进新时代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经济管理

中国居住用地市场的买方集中度分析——基于大数据的研究

吴璟, 张戎捷

2020, 0(1):  13-24. 

摘要 ( 2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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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用地是房地产开发最重要的投入要素,定量测算居住用地市场买方集中度是准确把握房地产开发业产业结构现状,进而推动城镇住房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科学制定房地产开发业产业政策的关键。本研究利用土地出让公示和工商企业注册两类大数据资源,首次实现了对全国286个城市2008—2017年城市层面居住用地一级市场买方集中度的定量测算。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居住用地市场买方集中度已达到较高水平,且近年来呈持续快速上升趋势,至2017年已有超过70%城市属于不同程度的寡占型市场,其中西部地区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集中度尤其高。重新审视并合理调整我国房地产开发业的现行产业政策,已成为当务之急。

对外援助、制度质量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李富有, 王运良

2020, 0(1):  25-35. 

摘要 ( 2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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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视角,利用2003—2014年跨国数据和动态面板模型系统地分析对外援助、受援国制度质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若不考虑制度因素,对外援助是我国海外投资的“先锋队”,对受援国援助增加1%约能带动我国对受援国投资增长5.8%。若考虑制度因素,受援国腐败控制并不影响援助对直接投资的影响,政府运行效率、法制水平会正向影响援助的先锋作用。从不同援助类型看,腐败控制、政府运行效率和法制水平正向影响经济基础设施援助的“先锋作用”,对社会基础设施援助的促进效应并不显著;而生产部门援助之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效应在政府运行效率和法制水平影响下十分明显,非生产部门援助效应仅在腐败控制和政府运行效率影响下显著为正。

基于双重动态价值网络的资源型城市发展路径分析——来自中国126个资源型地级市的考察

徐元晨, 邱德荣

2020, 0(1):  36-47. 

摘要 ( 1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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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型城市一般面临资源成本快速上升、产业刚性的双重约束,如何充分利用全球价值网络以寻找合适路径具有突出的民生意义。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思路,从双重动态价值网络理论框架出发,基于市场潜力、城市发展能力变量进行资源型城市二维分类,并在动态价值网络变量基础上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因素展开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不同于商贸型城市,资源型城市主要采取间接方式融入价值网络,采用供应商驱动发展形式,流动要素禀赋存在结构性矛盾;市场需求驱动力发挥关键作用,传统的资源投入、城市能力的边际影响具有相互替代效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分类定位—价值发现—价值管理和创新”的资源型城市政策设计逻辑,路径调整重点是构建资源型城市市场经济循环体系,并进行城市分类管理。

客户集中度与公司诉讼风险

杨肃昌, 马亚红

2020, 0(1):  48-61. 

摘要 ( 1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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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上市公司普遍依赖关系型交易,客户集中度偏高,此现象会如何影响公司的诉讼风险,这一问题值得关注。以2008—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对象,研究客户集中度对公司诉讼风险的影响以及此影响在不同情境下的异质性。实证结果表明：在客户集中度较高的样本组,客户集中度会增加公司诉讼风险,而在客户集中度较低的样本组,客户集中度对公司诉讼风险无显著影响,这也从诉讼风险角度验证了过高的客户依赖可能增加公司风险。进一步区分公司规模、产权性质、内部控制质量、地区市场化程度后发现,客户集中度对诉讼风险的影响仅在规模较小、非国有控股、内部控制较弱和市场化程度较低区域的公司中表现显著。说明市场地位、内外部治理机制的不同使得客户对公司行为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公司可以通过内外部治理机制的完善来减弱此类影响,降低诉讼风险。

保险与保障

中国养老保险效率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职保”与“居保”比较的视角

强国民, 丁建定

2020, 0(1):  62-70. 

摘要 ( 1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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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建立非径向超效率DEA模型,对中国31个省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效率进行计量并比较其区域差异,进一步实证研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职保”效率与“居保”效率均呈现明显的区域性差异特征,其中：“职保”效率东北地区最高,西部和东部地区基本相当,中部地区最低;“居保”效率最高的是东部地区,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差距不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老龄化程度、政府公共支出规模等因素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效率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效率具有重要影响。

基于长寿风险的城镇养老保险偿付能力评估

谢琳

2020, 0(1):  71-84. 

摘要 ( 1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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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长寿风险对当前养老金体系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为准确评估长寿风险背景下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偿付能力状况,基于有限数据的双随机Lee-Carter模型构建全因素区间估计方法,并以此度量长寿风险,再通过建立偿付能力评估模型,对2018—2050年现行制度持续运行下的偿付能力进行评估,然后将延迟退休年龄改革方案纳入到偿付能力评估模型中,全面考察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所面临的偿付能力状况。

“三农”研究

农业转移人口房租压力的代际差异研究——来自均值分解和分位数分解的证据

魏玮

2020, 0(1):  85-98. 

摘要 ( 1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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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转移人口在流入城市所承受的房租压力水平直接关系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Oaxaca均值差异分解和反事实分布MM分位数分解的测算结果表明：农业转移人口房租压力存在着显著的代际差异,80后“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房租绝对压力值和相对压力比率均高于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城市中住房租赁市场中存在着对“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代际租金歧视;随着房租支付压力层级的上升,代际歧视程度呈现出“U”形变化趋势;进而为促进城市房屋租赁市场的公平定价,推进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转换意愿与进程提供政策参考。

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减贫的现实困境及政策选择——基于连片特困地区微观农户调查

韩佳丽

2020, 0(1):  99-110. 

摘要 ( 1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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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胜脱贫攻坚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根本保证。现阶段我国农村贫困分化问题凸显,扶贫政策的边际效率不断递减、边际成本不断上升。在这一现实背景下,农村劳动力流动作为一种自发性的经济决策行为,是帮助贫困人口脱离贫困的主要政策倾向。然而,新时期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内外部环境已发生根本性转变,这对其减贫效应的发挥形成了巨大挑战。因此,通过具有代表性的连片特困地区微观农户调查数据考察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减贫的现状,深入剖析其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并在此基础上,从立体化结构视角,结合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发展等宏观战略针对性地提出加快发展贫困地区特色产业,促进劳动力的本地非农就业等五项政策优化路径。

文史哲

民国时期江西司法界推行消费合作社探析

龚汝富, 李岩

2020, 0(1):  111-119. 

摘要 ( 1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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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本着改善单位员工福利、提供价廉物美货物、改良员工经济状况的初衷,在各级政府、学校、企业甚至军队内部纷纷举办员工消费合作社。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根据司法行政部要求,江西司法界大力推行员工消费合作社运动。但在困辱员工生计的司法体制下,要把平等互惠的员工消费合作机制引入司法机关,不仅没有达到改善员工福利的预期效果,反而成为少数人利用权力寻租的绝好借口。适逢战时物资匮乏,加之通货膨胀日益恶化,消费合作社被扭曲蜕变为损害员工福利的机构,加剧了司法机关内部人员离心离德的瓦解进程,从司法体制层面显示了国民政府彻底崩溃的败象。

法与经济

股指期货与股票现货跨市场交易宏观审慎监管论——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设立为背景

刘辉

2020, 0(1):  120-133. 

摘要 ( 1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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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光大乌龙指事件”“5.28股市断崖式下跌事件”和“5.6千股跌停事件”的接踵而至,沉重宣告了中国股指期货与股票现货跨市场交易宏观审慎监管法制的疏漏。根据风险回应型金融法基本原理,跨市场交易宏观审慎监管法制必须回应系统性风险管理和跨市场协同稳定的基本需求。为此,应当赋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宏观审慎监管决策权和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监管执行权,保留个股涨跌停板制度并建立跨市场交易熔断机制,建立跨市场交易共享监管和流动性管理法律制度以及重要机构投资者重点交易行为监管法律制度,制定《期货法》以统领宏观审慎监管基本法律制度体系。

多阶段行政下的税收优惠——基于企业所得税优惠案例的视角

施奕

2020, 0(1):  134-147. 

摘要 ( 2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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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优惠,在国家宏观调控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运用可谓广泛,不仅在20世纪80年代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发挥了吸引投资、促进产业发展的作用,在当前也承载着优化投资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引导经济转型的作用,但也正是因为税收优惠长期被诸如此类的经济政策所牵引,不仅使其日益成为国家立法上自由裁量的对象,更与税法上量能课税的本质及税收法定的定式愈渐脱离。在后法治国家（社会国家）中行政权扩张的常态下,行政机关（所行使的行政权）更成为税收优惠认定中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因素,由此在税收优惠条款中多有行政机关参与的前置或后置程序的规定。正因为税收优惠已然成就的现状,也应因势利导地以一种新的方式对其进行解读,而多阶段行政,不仅是税收优惠下的事物本质,也是提高其法治性的必由之路。

书评

从经济评价的角度谈对设计的再认识——评《设计经济学》

吴郑宏

2020, 0(1):  148-149. 

摘要 ( 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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