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目录

2022年 第0卷 第5期    刊出日期：2022-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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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关于城市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来源、思想内涵与时代价值

刘吕红, 李绍军

2022, 0(5):  3-13. 

摘要 ( 1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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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发表了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一套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其理论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城市思想、中国共产党城市建设理论、中华传统城市建设智慧和国外城市建设前沿理念。其思想内涵包括新时代城市的性质功能、建设目标、根本立场、建设原则、治理逻辑、内在要求、国际视野和领导力量八个方面。这一重要论述的出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和中国特色城市建设思想,为新时代中国城市建设提供根本遵循,为当今世界城市建设贡献中国智慧。

经济管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的逻辑表达

刘美平

2022, 0(5):  14-24. 

摘要 ( 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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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功的秘诀在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指导。该理论以超常规经济发展为实践逻辑,以西方发展经济学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批判逻辑,突破传统单纯性经济增长生产要素论的束缚,以整体性经济发展为主线,在时空维度的纵横坐标中明确经济发展目标的基础上,以发展理念、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发展主体和发展方式为五大总体性经济发展元素,以基本社会制度、国家政治领导核心与良好国际环境为经济发展保障支柱,建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实现了从生产要素经济增长论到整体性经济发展元素论的全面嬗变。

“量”的积累还是“质”的飞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有助于推动企业绿色创新吗

刘兴华, 洪攀

2022, 0(5):  25-41. 

摘要 ( 1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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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创新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动力,也是经济行稳致远的必然要求。基于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从总量、数量和质量三个维度实证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够正向激励企业从事绿色创新研发;面对政策调整产生的不确定性,企业对绿色专利“数量”的关注度高于绿色专利“质量”;从产权异质性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够显著增强国有企业绿色创新;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明显的“声誉效应”,能够发挥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并且在非国有企业调节效应更为明显;增强污染型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会显著抑制经济政策不确定下的企业绿色创新能力;中介效应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够显著增强企业管理层风险偏好进而提升企业绿色创新。

私人投资存在跨区行为互动吗

杨青, 苑春荟

2022, 0(5):  42-59. 

摘要 ( 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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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投资决策主观性强且决策权分散,可能受到关联地区投资影响。基于2004—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我国私人投资的跨区交互行为,结果显示：（1）控制经济、政府和市场因素影响后,我国私人投资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正相关,存在互补型行为互动。（2）溢出效应、竞争合作效应和信息效应是导致私人投资跨区行为互动的重要原因。（3）竞争合作效应在三类机制中占主导,其中经济结构相似的地区间的资本流动以及以能源为基础的东西部合作是竞争合作效应的主要表现形式;信息效应在中小企业投资互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存在明显的“同伴效应”;溢出效应的影响较弱。鉴此,应重视私人投资互动的政策放大效应,畅通要素流动渠道,引导要素有效聚集。

保险与保障

降费综合改革能缓解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压力吗——基于可行降费空间视角

金刚, 宋经翔

2022, 0(5):  60-76. 

摘要 ( 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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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的通知》的政策实施为基准建立精算模型,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和国家最新有关生育政策对2021—2050年的人口变动情况进行预测,分别在回溯假设、乐观假设、理想假设、生育水平提高假设、风险假设以及降费综合改革拓展假设等不同假设条件下,以可行降费空间的视角,考察降费综合改革对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降费综合改革确实可以有效减缓基金收支压力,但替代率越高,目标时点越长,其作用越弱。降低替代率水平是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金收支平衡以及可行降费空间形成的核心。将延迟退休、部分国有资本划转与制度化财政补助纳入降费综合改革,可以有效充实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保障养老保险基金长期收支平衡,为进一步降费改革提供空间。由此,进一步深化职工养老保险降费综合改革,尽快确定延迟退休方案并拓宽费基及基金收入来源,可以实现基金收支平衡与企业减负的双重目标。

家庭代际扶持、意愿缴费率与养老金支柱设计

龙朝阳, 阳义南

2022, 0(5):  77-88. 

摘要 ( 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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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个内生经济增长的代际交叠模型,考察家庭内部代际扶持模式在受益确定型现收现付养老金制度中的作用机制,为中国城镇职工养老金体系的支柱设计提供理论借鉴。研究表明,由于家庭成员存在“孝敬父辈”“养儿防老”的代际扶持机制,制度建设初期工作一代参保人的意愿缴费率高于促进产出增长的最优缴费率,而就家庭子代而言,最优缴费率处于较低的水平,在当前参保成员的意愿缴费水平下再度降低养老保险缴费率,从纳费型养老保险体系外部筹措资金建立养老金支柱,解决当前退休一代的养老金支付缺口,将产生养老金制度设计的帕累托改进——既改善代际再分配效率,同时又促进产出增长。建议由各级财政资金建立基础养老金“零支柱”,作为第一层次的养老金给付,在此基础上推进中国城镇多层次多支柱养老金体系建设。

“三农”研究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周志波

2022, 0(5):  89-102. 

摘要 ( 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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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推行“绿色税制”改革的实践证明,环境税制度在规制工业点源污染问题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规制农业面源污染方面仍然面临诸多政治经济学困境体现在：社会认知尚存差距、政府和公众环保意识不够,各国政府囿于政党政治或部门利益难以达成制度共识,制度设计要求较高以及在征管操作实践层面存在较大难度等。已有研究表明,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在理论上具有可行性,长期内应将环境税制度向农业面源污染领域推广,而这一制度实践的关键在于解决环境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提高环境税制度的政治可行性。中国未来在农业面源污染领域深化环境税改革,应当坚持财政中性原则,建立专款专用制度,采用环境税试运行模式,并实行“双向激励”政策。

乡村产业振兴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

徐宇明, 周浩

2022, 0(5):  103-115. 

摘要 ( 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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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全国30个省份2005—2019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乡村产业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同时建立了静态固定效应模型与动态GMM模型,分别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升级两个方面探究了乡村产业振兴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1）除北京、上海外,我国各省份乡村产业振兴指数整体呈稳步上升趋势,虽在空间上依然呈东、中、西部阶梯式递减态势,但中、西部地区年均增长率均高于东部地区;（2）乡村产业振兴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升级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3）乡村产业振兴对农村居民八大消费支出均有正向促进作用,其中对衣着、家庭设备、文教娱乐与医疗保健支出的作用系数较为显著。因此,以乡村产业振兴推动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同时以消费升级引导农村产业发展,共同为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及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提供有力支撑。

文史哲

中国共产党红色电影的演进理路与成功经验

沈鲁, 刘鑫婷

2022, 0(5):  116-127. 

摘要 ( 1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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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进入中国的早期,中国共产党就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出发,成功领导“左翼电影运动”,以此形成党的红色电影文化体系并且成为国家电影事业的重要指导方针和重要组成部分。紧随其后的“人民电影”与“主旋律电影”的创作浪潮,书写了当代中国电影的重要篇章。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红色电影传统及其内在发展理路进一步和合共生为代表国家电影工业水准和文化软实力形象的“新主流电影”,将党领导的红色电影事业推向了新的历史与文化高度。中国共产党的红色电影事业之所以不断取得进步,源于始终坚持“人民性”的根本方向不动摇;与时俱进践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对中国文化经验的深刻认知,对世界文化潮流的敏锐思辨。

法与经济

中国房地产税立法权的配置模式及立法对策

唐健飞, 王乔

2022, 0(5):  128-137. 

摘要 ( 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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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房地产税立法权的配置上,西方发达国家主要存在集权模式、分权模式与复合模式。西方发达国家的配置模式缺乏对中国复杂语境的适切性,其无法契合中国房地产税立法的客观需要。中国现行配置模式则在分权理念、分权内容与分权方式等方面存在诸多局限。研究发现,中国房地产税进行统一立法,其立法权配置亟须由传统分权模式转换成一种“复合均衡”配置模式。“复合均衡”配置模式不是简单地强调税收分权或权力下放,而是追求税权配置方式的复合性与均衡性。为推进房地产税立法权“复合均衡”配置模式的建构,中国未来应在立法理念、法律体系、法律效力层次与程序机制等方面采取相应的立法对策。

平台权力的反垄断法规制

兰江华

2022, 0(5):  138-148. 

摘要 (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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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经营者拥有在平台市场内制定规则、控制准入、分配资源的权力,在平台企业自利性的驱使下易于被滥用,进而损害其他主体的利益。平台权力本质上是市场力量的再表现,应当适用具有限制权力“基因”的反垄断法规制,无须借助其他公法理论或者构建新的法律制度。反垄断法规制作为一种限制平台权力的工具被忽视和低估,主要源于传统规制框架的僵化和滞后,忽略平台市场力量来源多元化和平台权力滥用损害多样化、动态化的特殊性。为此,应当创新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方法,纳入平台权力要素,并拓宽竞争损害分析维度,关注平台权力滥用对竞争过程与市场结构的影响。为避免抑制自治激励、损害平台系统本身的价值,还应当将合理的自治作为正当理由之一,并明确其成立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