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坤, 胡永新

2021, 0(3): 3-13.

摘要 ( 4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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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习近平就尊老敬老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围绕尊老敬老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集中体现了习近平关于尊老敬老重要论述的思想。习近平关于尊老敬老重要论述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与马克思主义家庭观、共产党人优良家风、无产阶级革命家行为示范一脉相承,形成了“尊老、敬老、孝老、养老”四位一体的发展体系。深入学习宣传践行习近平关于尊老敬老重要论述,对坚定文化自信、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有重大价值。

存款保险制度、银行资本监管与风险承担行为——来自中国银行业的经验证据

胡援成, 王星宇

2021, 0(3): 14-28.

摘要 ( 3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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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存款保险制度引入银行资本监管对风险承担行为影响的分析框架,借助2007—2019年中国475家商业银行数据,实证检验银行资本监管对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及其协同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资本监管会降低银行风险承担,且在危机时期对降低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比正常时期更大;在引入存款保险制度后,资本监管与存款保险制度会相互作用进一步降低银行风险承担;银行资本监管和存款保险制度除了对总体的银行风险承担存在协同作用,还会相互作用使银行资产端风险和负债端风险都得到显著降低。在控制银行层面和地区层面观测值的异质性影响后,研究结果依然保持稳健。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完善银行监管以及发挥资本监管与存款保险的协同作用,共同管理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知识距离、协同能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绩效——基于浙江中小企业的多案例研究

胡青, 徐梦周, 程杨

2021, 0(3): 29-42.

摘要 ( 4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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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向各行业的融合渗透,推动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启数字化转型之路。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往往缺乏数字技术、知识等资源,需要专业服务机构的协助来推进数字化转型。基于协同能力视角,对浙江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项目进行了探索性多案例研究。研究发现,中小企业与专业服务机构间知识距离过大会对数字化转型绩效产生负向影响,中小企业与专业服务机构间有效的协同可缓解知识距离对数字化转型绩效的负向影响。研究结论为中小企业通过提升协同能力,缩小与专业服务机构的知识距离,进而提升数字化转型绩效的实践提供了有益参考。

地方政府产业政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王圣博, 颜晓畅

2021, 0(3): 43-55.

摘要 ( 4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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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充分发挥产业政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对于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尤为重要。基于全新构建的地方政府产业政策数据库,本文考察了地方政府产业政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以及上述影响在企业及地区层面的异质性。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地方政府产业政策能显著促进辖区内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并且该结果具有稳健性;关于上述影响作用机制的检验表明,提升研发密度及产业集聚程度,是地方政府产业政策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两个有效渠道;此外,地方政府产业政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表现出企业及地区异质性。

我国社会救助财政支出责任划分及调整优化研究

陈文美, 李春根

2021, 0(3): 56-68.

摘要 ( 11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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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救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实现社会公平起基础性作用,科学合理划分财政支出责任是社会救助体系良好运行的必要保障。在“巴罗法则”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推导基础上,利用回归分析方法划分我国社会救助的财政最优支出责任,并从支出责任偏离度值和社会救助财政负担等不同视角研究社会救助支出责任的调整及优化。研究发现：中央财政的社会救助支出责任水平不断趋于最优,且东部超出较多,可适度下调东部地区中央财政社会救助支出责任水平,将多出的部分调整到财务负担较重并且社会救助任务较为艰巨的中部和西部地区。省本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支出责任水平不断接近优化,但均未达到最优,且中部和西部支出责任的负向偏离度值较大,需适当上调省本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支出责任水平;县（市、区）级财政的社会救助支出责任水平已超过最优,中部和西部地区超出较多。

教育水平如何影响养老计划——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李荣彬

2021, 0(3): 69-78.

摘要 ( 5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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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加剧,养老计划在规避养老风险,保障老年人晚年生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教育水平对养老计划的影响。研究发现：教育水平对养老计划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具有稳健性;教育水平与养老计划之间的关系受到风险偏好的调节作用,与风险中性相比,风险规避降低了教育水平对养老计划的正向影响;教育水平有助于提高金融素养,对个人制定养老计划具有促进作用。个人应该努力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增强自身的财务知识和金融素养,积极制定养老计划;政府应该提供收益高、有保障的金融产品,并为居民购买保险、参与股票、债券投资等提供咨询服务;建立和完善公共养老金、企业年金和个人储蓄养老金等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

中国乡村环境污染治理效率及其区域差异——基于三阶段超效率SBM-DEA模型的实证检验

温婷, 罗良清

2021, 0(3): 79-90.

摘要 ( 3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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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环境保护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重大短板之一。基于全国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构造三阶段超效率SBM-DEA模型对我国乡村环境污染治理效率进行评价,并比较区域差异。研究发现,随机误差因素和外部环境条件会显著影响乡村环境治理效率,剔除二者的影响,我国乡村环境污染治理效率在2008—2017年得到了有效提高,由无效状态转变为有效状态,并呈持续上涨态势,但仍有待进一步提高。另外,通过区域比较得出,中西部地区的治理效率要高于东部地区,东北地区最低,其中内蒙古自治区治理效率最高,而浙江省治理效率最低。经济发达地区,治理效率未必较高,区域差异的形成,源于我国各地区不同的地理资源禀赋、不同的经济发展特点及不同的环境保护政策的共同作用。

扶贫股实践的现实困境与制度回应

周春光

2021, 0(3): 91-102.

摘要 ( 3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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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股是资产收益扶贫运作的制度内核,其将资产化内涵与股权形式进行有机统合。全国多地依托扶贫股实现了确保贫困户受益与促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有序推进的双重目标。但扶贫股在实践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文中基于涵摄扶贫股司法裁判文书的梳理,厘定扶贫股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信息不对称理论与公共利益理论为解构工具,通过强化扶贫股法律关系方的行为约束、优化扶贫股法律关系方的权利义务内容、明确扶贫股平台的进入与退出标准、完善扶贫股受益方的权利保障路径作为制度回应的进路思考,以便借助扶贫股达成精准扶贫战略与全面减贫战略的适恰性衔接与共通性融合。

从自由到自信：“中国之治”的人学自觉

涂亚峰

2021, 0(3): 103-111.

摘要 ( 3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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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之后,“中国之治”迎来了理论化的重要机遇节点。与西方治理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人学为学理根基不同,“中国之治”的人学自觉,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在话语上有一个从自由到自信的发展历程。毛泽东以“人民自由幸福”为理论核心奠定了社会主义人学话语的基础,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社会主义人学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人学自觉,塑造了“中国之治”的自信表达,习近平总书记总结并升华了“中国之治”的自信话语,以人民为中心,反映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时代要求和“善治”的本质,开创了“中国之治”新境界。

“行动之父”萨特与“文学之夫”加缪：桑塔格与存在主义

陈文钢

2021, 0(3): 112-120.

摘要 ( 4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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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存在主义,实际上是对哲学与生活方式合而为一的前苏格拉底传统的回归。政治、科技和经济等方面纠缠在一起的问题与离开教堂的资产阶级,意味着无家可归之后又增添了虚无和荒诞感。这是桑塔格等“新左派”最大时代语境,也是存在主义的主题。桑塔格在诸多“言”与“行”上与萨特都有强烈的相似性,萨特是她的行动之父,但她的审美感受力的“理想丈夫”却是加缪。桑塔格在对待二者的矛盾态度中彰显了自身特征。不仅如此,存在主义对人自由的自况以及由此而来的责任意识,仍然有其恒常价值,尤其是在新媒介生态下的现在。

《体育法》中体育税收条款的创制论析——以体育税收规范整理为基础

叶金育

2021, 0(3): 121-137.

摘要 ( 11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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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工具,税收政策频频出现于体育场域。与之相应,体育税收“政策主导,法律稀缺运行”、“竞赛主导,其他产业虚置”与“免税主导,其他工具缺位”既构成中国体育税收治理的显著镜像和规律,又成为中国体育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障碍与威胁。鉴于体育税收条款的独特价值,科技、教育、文化与卫生法中税收条款的立法经验和域外体育税收条款的创制规律,应植根体育发展规律,立足中国既有体育税收政策实践,在《体育法》中创建一个由体育税收一般条款、体育税收优惠条款和体育税收征管条款三个层次组成的体育税收条款体系,以此打通体育税收政策与法律、体育法与税法之间的互通通道,实现体育税收政策的法律转向,助推中国体育又快又好地发展。

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型”监管模式构建研究

许恋天

2021, 0(3): 138-148.

摘要 ( 3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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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监管的重难点在于应对市场信息不对称风险,而现有监管方式的有效性并未充分彰显,以信息披露为主的“信息规制型”监管模式亦难解决根本问题。信息是网络时代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互联网金融监管者的信息服务愈发凸显。立足于“服务型监管”方式创新,互联网金融监管者应树立信息服务者身份,通过提供信息服务矫正市场信息资源配置偏差,组织协调多边主体解决信息不对称难题。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型”监管模式,秉持市场主导信息资源配置、监管矫正信息配置缺陷的思路,以规范市场中的各类信息为服务内容,以市场各边主体为服务对象,以提供事前的信息披露咨询、事中的信息过滤维护、事后的信息纠察追责为服务手段,辅之以多边信息博弈机制、多元信息激励机制以及信息主体责任机制,从而经由全面的信息治理推动互联网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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