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目录

2024年 第0卷 第4期    刊出日期：2024-07-25

上一期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新质生产力与国家安全主动权的塑造

陈始发, 梁薇

2024, 0(4):  3-12. 

摘要 ( 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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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直接关系塑造国家安全主动权的坚实根基、核心主体和关键支撑。新质生产力通过产业革新拓展新质劳动对象,夯实国家安全主动权的物质基础,从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为塑造国家安全主动权的必然选择。新质生产力通过培育高素质的新质劳动者,形塑国家安全主动权核心主体的高素质人才,从而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成为塑造国家安全主动权的内在要求。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生成具有高技术含量的新质劳动资料,强化国家安全主动权关键支撑的科技力量,从而突破和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成为塑造国家安全主动权的根本途径。由此,新质生产力通过增强国家安全主动权的物质支撑、人才支撑和科技支撑,为构建更高水平的国家安全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习近平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深刻内涵、重大意义与实践要求

刘文祥, 赵庆寺

2024, 0(4):  13-23. 

摘要 ( 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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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理论成果,进一步丰富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内涵。习近平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新概念、新要求,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科学指导,借鉴了科技推动人类社会生产力变革的历史经验,传承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科技与生产力的关系的科学认识,回应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要求。“新”是新质生产力的动力源泉,“质”是新质生产力的目标追求,“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内涵。总体来看,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驱动要素,以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新业态为主要场域的生产力,追求人类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能力质的跃迁。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对于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推进高质量发展、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以及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因此,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为载体,以培养高素质人才为保障,确保各要素的系统集成,最终实现生产力质的跃迁。

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审判管理制度的理论要义与实践展开

邹郁卓, 黄秋盈

2024, 0(4):  24-32. 

摘要 (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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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法治思想将审判管理与司法体制改革紧密联系,使审判管理成为连接司法改革的桥梁,既强调审判管理对司法体制改革的抓手作用,又突出了审判管理在国家治理的重要地位。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审判管理要义脱胎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共性特征,其坚持以司法运行规律为立论基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司法责任整体观、司法政策协同观和司法科技系统观为主要内容,以改革创新审判管理体制、解决审判管理实践中的深层次问题为突破口和着力点,回应了审判管理中的实践难题,也是面向司法改革新任务,回应司法实践新要求,深入推进新时代审判管理制度的行动指南和理论支撑。

经济管理

产业韧性：内涵、影响因素与展望

尤亮, 任晴

2024, 0(4):  33-44. 

摘要 (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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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产业韧性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应然之策,是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实然之举。但其相关研究进展缓慢且研究成果相对分散,已有研究在产业韧性的内涵剖析、影响因素和测度评价等方面存在差异,缺乏系统性的归纳总结。通过梳理产业韧性及其相关研究进展,剖析、评价产业韧性内涵与测度方式,概述产业韧性的影响因素,发现产业韧性是由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三个子系统相互交织、共同作用所构成的复杂耦合系统,以产业的抵抗力、恢复力、调整力和更新力为核心内容,旨在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然而,当前产业韧性研究在理论框架建构、研究对象全面探讨、跨产业综合性分析等方面仍存在不足,为后续研究留下广阔空间。总之,对产业韧性进行系统梳理,有助于深层次理解产业韧性,为推动中国产业韧性提升和经济稳健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数字化转型赋能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经济绩效与ESG绩效复合视角

谭雅妃, 朱朝晖, 李敏鑫

2024, 0(4):  45-58. 

摘要 (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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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是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的稳定剂,亦是可持续发展的催化剂。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实现经济绩效与ESG绩效的“双赢”,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问题。基于2010—2020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即同时提高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ESG绩效。机制验证表明,创新渠道和效率渠道是数字化赋能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数字化转型促使资源向高生产率企业倾斜并能够有效促进ESG绩效的提升。进一步研究表明,良好的营商环境以及市场化进程加快均能强化数字化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效应。此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还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变化。因此,制造业企业应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不断推进经济绩效与ESG绩效的复合增长,并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同时政府应夯实制度基础,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健全市场机制,从而持续释放数字化转型战略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保险与保障

非农就业、基本医疗保险对农村劳动力消费的影响研究

陶春海, 熊琦哲, 徐宇明

2024, 0(4):  59-72. 

摘要 (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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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分析非农就业对农村劳动力消费的影响以及基本医疗保险的调节效应时发现,非农就业能促进农村劳动力消费,非农就业时长及非农就业收入占比均能显著提高农村劳动力消费水平。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均会对非农就业和农村劳动力消费之间的关系产生正向调节效应,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则会产生负向调节效应。不同地区及年龄群体的基本医疗保险类型对非农就业和农村劳动力消费之间的关系影响效果也不相同。农村劳动力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会正向促进非农就业对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因此,提出强化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保障,提高非农就业农村劳动力参保率,推进区域间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协调发展,为发掘农村劳动力消费潜力、促进农村劳动力消费升级,进而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及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借鉴。

医防融合视角下的家庭医生有偿签约服务与公众就医行为

李子豪

2024, 0(4):  73-86. 

摘要 (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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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医生签约制度是医防融合服务供给的重要基础,研究采用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考察了有偿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公众就医行为与选择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从医疗服务利用来看,有偿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有效促进了其医疗服务利用行为,且对门诊行为的改善效果强于住院;从医疗费用来看,参与有偿签约明显降低了居民医疗自付费用。从基层首诊行为来看,有偿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有效规范了居民的住院行为,使其首选在基层就诊,但对门诊无明显改善效果。从影响机制来看,医疗服务满意度在有偿签约服务对住院行为的作用机制中发挥了中介效应,而未影响门诊行为。从医疗资源可及性来看,门诊与住院就医距离均正向调节了有偿签约服务对医疗自付费用的影响,对基层首诊行为的影响中仅发现住院就医距离的负向调节效应。基于此,建议要依托有偿型签约服务提升医疗服务利用水平,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将有偿签约纳入医保,进一步降低患者自付费用,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与公众满意度。

“三农”研究

数字素养对农村女性劳动力就业质量影响

陈丽, 翁贞林

2024, 0(4):  87-100. 

摘要 ( 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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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数据,研究数字素养对农村女性劳动力就业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素养显著提高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就业质量,且对主观就业质量影响更大。一方面,数字素养通过拓展信息渠道提高农村女性劳动力客观就业质量;另一方面,通过降低相对收入评价弱化农村女性劳动力主观就业质量。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素养对低人均纯收入的农村女性劳动力客观就业质量提高效果更显著,而对高人均纯收入群体的主观就业质量提高显著。数字素养对农村女性劳动力客观就业质量的正向影响主要集中在16~45岁,对中低文化程度群体的客观和主观就业质量影响更为明显。数字素养各维度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差异。因此,未来应持续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农村女性的数字素养,完善就业权益保障,促进就业质量提升。

职业选址与就业质量：来自农民工用脚投票的微观证据

刘小瑜, 张锦华, 沈亚芳

2024, 0(4):  101-114. 

摘要 (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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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高质量充分就业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基于Rosen-Roback空间均衡模型,从城市规模视角论证了职业选址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用脚投票下的职业选址具有显著的高质量就业效应,表现在工资收入、劳动负担、职业层级与就业保障四个方面;职业选址通过知识溢出效应、劳动力池效应与社会网络效应,深化人力资本积累、提高人职匹配效率与拓展社会资本的广度与深度,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职业选址的就业质量效应具有显著的群体异质性,且频繁的城市流动变换职业选址产生的中断效应不利于农民工高质量就业。因此,要加快中小城市发展、完善公共就业服务、构建统一劳动力大市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关注弱势农民工群体与优化劳动关系和劳动保护,保障就业与民生,助推农民工实现高质量就业。

法与经济

数字剥削性滥用社会溯因与反垄断执法规范裁量的展开

喻玲, 江芃, 陈百豪

2024, 0(4):  115-125. 

摘要 (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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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作为一种组织化的超级权力,其兴起显示极强的技术反噬社会效应,既强化了物的关系对人的关系的遮蔽,又加剧了科技巨擘以契约自由的假相对其他社会群体实施注意力与数据剥削的趋势。囿于现行反垄断立法制度的局限性与执法资源的有限性,反垄断执法机构对数字剥削性滥用行为采取的是典型的功利主义处理方法,或选择性忽略,或恣意使用裁量方法、基准,案件裁量呈现显著的不规范性,进一步放大了数字剥削性滥用给社会系统带来的排斥效应,破坏了公众对反垄断法运行的规范性预期。数字剥削性滥用反垄断执法应当受到市场力量、反垄断损害、认定标准三重限制,其规范裁量的展开是反垄断法回应数字技术变革带来的执法挑战以及提升执法效能的重要路径。这需要变革理念,做到添补新损害要件、建立正式的案件筛选机制,最终实现数字剥削性滥用与排他性滥用案件并举;还需要变革路径,明确注意力、数据的价值计算方式,并通过可比对价差异识别,寻找可比产品、期间以及地理市场,科学匹配注意力、数据剥削的判断基准。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垄断风险及其应对

王迪

2024, 0(4):  126-136. 

摘要 (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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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作为促进公共数据流通的重要抓手,是深度释放公共数据潜在价值的实现方式,有利于数据基础制度的构建及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推进。但目前的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实践中存在着内生性的垄断风险,不但会产生减损公共数据价值释放的效果,阻碍其公共价值和经济价值的释放,还会造成消费者的正当利益无法得到保障,消费者成为利益受损的终端对象。公共数据具有公私交融的复杂属性,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客体具有不可转让性以及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机制中有效竞争的缺失,共同导致了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垄断风险的形成。应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垄断风险,既要立足于保障授权运营机制的公平竞争,全面提升授权运营机制的公平性与竞争性;也要加强授权运营主体的行为规范体系构建,完善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行为规范与授权运营主体内部的合规体系建设;还要从监管范围、监管尺度和监管方式等方面对政府监管进行约束,在市场化运营与政府监管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