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目录

2024年 第0卷 第1期    刊出日期：2024-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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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中国共产党斗争精神的生成逻辑、科学内涵与弘扬路径

罗红杰

2024, 0(1):  3-13. 

摘要 ( 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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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精神是斗争主体在斗争实践中,在把握斗争规律的基础上生成的精神面貌和精神状态。中国共产党斗争精神既是应对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需要,也内蕴于马克思主义斗争品格、中华优秀传统斗争基因以及中国共产党百年斗争实践之中,是党过去能够成功、未来继续成功的关键要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斗争精神具有新的科学内涵：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斗争宗旨;善作善成、讲求实效的斗争策略;知重负重、攻坚克难的斗争意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斗争姿态。理性审视斗争及斗争精神,要明确斗争不是感性冲动,而是理性实践;斗争不是谋私独斗,而是团结奋斗;斗争不是被动作为,而是担当有为。新时代新征程要通过加强思想淬炼、赓续精神血脉、把握历史主动、强化实践锻炼来砥砺和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能力和本领,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国家权威视角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演进理路及经验启示

陈毅

2024, 0(1):  14-24. 

摘要 ( 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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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后发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都需要国家权威来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秩序困境。回到中国语境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挽救民族危亡中积累的国家权威为处在十字路口的现代化道路指明了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曲折前行中积累的国家权威为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基础性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追求发展与保护双重目标中积累的国家权威为超大规模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准备和制度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追求治理现代化目标中积累的国家权威为人民至上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党建引领的共同体保障。从价值观念的共识达成看,国家权威积累从源头方面为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国家发展目标,有助于优化国家行为。从行动动员的组织化程度看,国家权威积累为实现现代化有序参与和高效运转提供组织保障。从权力运作的制度化安排看,国家权威积累为现代化道路的稳健前行提供规则遵从和法治意蕴,有助于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从领导主体的能力养成看,国家权威的积累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政党主导相辅相成、相互增强,使主导性政治力量从弱小走向强大再到高效。

经济管理

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中小企业信贷可得性吗

桂荷发, 邓茹莎

2024, 0(1):  25-36. 

摘要 ( 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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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2010—2021年中国上市中小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重点探讨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中小企业信贷可得性的影响以及以金融监管和金融竞争为代表的银行业治理在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影响中小企业信贷可得性过程中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中小企业信贷可得性,增强金融服务中小企业的普惠性;以金融监管和金融竞争为代表的银行业治理与中小企业信贷可得性之间呈现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即存在最优的金融监管强度和金融竞争程度,使中小企业信贷可得性最优化;在银行业治理影响中小企业信贷可得性的过程中,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会对推动实现中小企业信贷可得性最优化的最优金融监管强度和金融竞争程度产生影响,即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水平越高,推动实现中小企业信贷可得性最优化的最优金融监管强度和金融竞争程度就越高。上述研究结论对于深入实施金融监管和正确引导金融竞争,进而更好地推动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提升中小企业信贷可得性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中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与评估

田红, 刘呈庆

2024, 0(1):  37-53. 

摘要 ( 1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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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有力支撑,科学测度和评价区域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及其变化趋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界定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内涵的基础上,以新发展理念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构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中国30个省份的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与评估。研究表明：2011—2019年中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产业发展水平、社会和谐水平、创新能力、文旅融合程度、生态保护水平均得到明显提升,2020—2021年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影响,虽然总体发展水平和产业发展水平有所下降,但其他四大指标得分均持续上升,反映了中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随着我国高质量发展进程而不断提升。但是各省份之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明显,总体发展质量处于中等水平,距离高质量发展标准仍有较大差距。未来提升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应重点从优化产业结构、提高旅游创新质量、深化文旅融合、加强生态保护等方面入手。

保险与保障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合理增长机制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曹思远, 林闽钢

2024, 0(1):  54-68. 

摘要 ( 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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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面临保障水平较低、待遇确定和正常调整机制尚不健全等主要问题。以江苏省为例,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合理保险水平下限和上限进行测定。经过测算2016—2020年合理保险水平下限在611.71元/月至771.00元/月之间,上限在880.34元/月至1239.37元/月之间,为此设定合理替代率下限为40.73%,上限为60.97%。与实际值比较后发现：合理保险水平下限远超实际保险水平最低值,待遇提标措施强力介入后,预估保险水平较高值可能超过合理保险水平上限。为此,从提高缴费水平至合理区间和建立基础养老金指数化调整机制两个主要方面提出具体提标方案。建议根据不同缴费年限,设置较高合理缴费区间下限为2704~4656元/年,上限为4441~7504元/年,较低合理缴费区间下限为542~2142元/年,上限为2279~7504元/年;建议以上年度CPI的60%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的100%共同确定基础养老金指数化待遇调整幅度。

地方财力横向差异对社会保障支出均等化的影响

任斌, 林义

2024, 0(1):  69-82. 

摘要 (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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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各级政府对社会保障支出是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任务,而合理划分支出责任又必须以政府财力为前提。基于25个省份和243个地级市的数据,采用关系数据分析范式实证研究了地方财力横向差异对社会保障支出均等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无论是省级还是地级市层面,财力横向差异对社会保障支出均等化都起着抑制效应,并且在地级市层面更强。第二,这种效应在省级层面表现为中部、西部、东部依次增强;相反,在地级市层面则表现为东部、西部和中部依次增强。第三,无论是省级还是地级市层面,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和中央对社会保障监管都是财力横向差异影响社会保障支出均等化的重要中介机制因素。据此,为了促进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均等化,国家要加强地方财力横向关系的调整,优化均等化顶层制度设计的“层次性”,完善中央转移支付机制。

“三农”研究

我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水平测度、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

赵德起, 王世哲

2024, 0(1):  83-98. 

摘要 ( 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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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深入研究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基于水平指标体系构建和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测度2011—2020年31个省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水平,并借助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和Moran指数揭示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状况。研究发现,第一,样本期内我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水平稳步上升,东部地区建设水平最高而西部地区年均增速最快;第二,建设水平的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均呈下降趋势,区域间差异是造成区域差异的主因;第三,从时间演进上看,全国及三大地区内建设水平的绝对差异均逐渐减小,但全国及东部地区的排头省份与落后部分省份间始终存在较大差距;第四,从空间演进上看,聚集模式主要表现为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仅有部分省份完成向促进区或辐射区的跃迁。因此,进一步从充分激活各类生产要素、积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因省施策三个方面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数字经济与包容性就业——基于农民工群体的微观视角

吕达奇, 周力

2024, 0(1):  99-111. 

摘要 ( 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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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2011—2018年城市级别的数据,从包容性的视角切入,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了整个社会就业的包容性。就业包容性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相比于城市户籍劳动力,数字经济对农民工就业的促进作用更大。第二,在农民工群体中,相比于中青年劳动者,数字经济更能促进中年及中老年农民工就业。第三,相比于高技能劳动者,数字经济更能促进低技能农民工就业。机制分析表明,一方面,数字经济通过互联网、自身寻找的方式,促进社会资本不足的农民工群体就业;另一方面,数字经济通过提升地区低技能服务业岗位需求,促进低技能、中年及中老年农民工群体就业。因此,从加快数字化转型、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技能培训、金融优化政策提升农民工群体包容性就业。

法与经济

竞争法视阈下数据抓取行为的合法性——从用户同意到可携带权的思路演进

高建成

2024, 0(1):  112-123. 

摘要 ( 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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囿于数据权属不明,私法自治框架下的同意规则不足以解决数据抓取行为的合法性判断问题。可行的思路是以个人信息数据为切入点,结合可携带权制度对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进行调适。将可携带权思路引入不正当竞争纠纷的裁判,能够在解释论层面与反不正当竞争法规范相互衔接,共同维护消费者权益与公平竞争。基于此,对非个人信息数据而言,仅凭用户同意无法产生阻却数据抓取行为违法性的效力;至于依法享有可携带权的个人信息数据,在满足行权条件的前提下,用户可通过同意的方式授权第三方进行数据获取,进而阻却第三方行为的违法性。在应用可携带权思路裁判时,法院仍应关注用户同意是否经由欺骗、误导与强迫等不当方式取得,以确保其有效性与自愿性,同时衡量涉案个人信息数据的转移后果,避免对他人权利及自由产生不利影响。

反垄断检察民事公益诉讼与行政执法衔接机制研究

蒋岩波, 戴瑞

2024, 0(1):  124-136. 

摘要 ( 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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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建立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弥补中国现行反垄断法公共实施和私人实施不足,是2022年《反垄断法》修订的一大亮点,契合反垄断法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立法目标,也是中国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能和公益维护职能的重要体现。但是,中国新建立的反垄断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存在性质定位不明、法条设计简单、程序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尤其是民事公益诉讼与行政执法之间的定位与衔接问题,直接影响该制度的正确实施。通过对反垄断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学与经济学理论梳理,分析中国反垄断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实施存在的现实困境,发现反垄断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需要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方面进行制度重构,合理设计反垄断检察民事公益诉讼与反垄断行政执法的衔接机制,才能在尊重反垄断行政执法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监督功能,提高执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确保反垄断法实施的系统性和协调性。通过“法法衔接”进一步体现反垄断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兼顾公益性和私益性的特点,达到弥补单个主体损失实现维护消费者福利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