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目录

2023年 第0卷 第1期    刊出日期：2023-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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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演进与基本特征

肖存良, 袁峰

2023, 0(1):  3-9. 

摘要 ( 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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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克思主义视野出发,全过程人民民主经历了自身的理论演进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民主属于有限民主,代替这种民主的新型民主应该将民主贯穿全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过程中创立了苏维埃民主,并把党的领导与苏维埃民主建设有机复合。中国共产党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把民主贯穿政党、政治、经济和社会中,创立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种复合民主,其实现离不开党的领导,需要把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有机复合。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演进理路、理论特质和时代价值

刘方舟, 刘澈元

2023, 0(1):  12-12. 

摘要 ( 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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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关于国家前途命运和全球治理难题的重要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演进经历了三次跃升,从中国梦到命运共同体,再到引发全球讨论,最终成为引领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就其理论特质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的科学继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治国理政中的科学运用,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是中国应对全球治理问题的实践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价值体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实现强国复兴梦的重要实践,为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和处理外交问题提供新思路,更为全球治理提供超越资本逻辑的中国方案。

经济管理

颠覆性创新研发联盟网络特征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曹阳春, 欧春尧, 戴海闻, 张光宇

2023, 0(1):  24-35. 

摘要 ( 2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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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动驾驶技术为例,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与制度基础理论构建企业颠覆性创新研发联盟网络,并探讨其网络特征、制度环境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颠覆性创新领域,研发联盟中企业的网络密度会对创新绩效产生负向影响,而关系强度对创新绩效具有正向作用;制度环境在颠覆性创新研发联盟网络特征与企业创新绩效中发挥着不同的调节作用,区域创新投入虽然缓解了网络密度对创新绩效的负向影响,但也降低了关系强度对创新绩效的正向作用;知识产权保护不仅能够降低网络密度与创新绩效之间的负向影响,还能够提升关系强度与创新绩效之间的正向作用。

央企集团高管变会更优化控股公司投资行为吗

杨兴全, 赵锐, 杨征

2023, 0(1):  36-52. 

摘要 ( 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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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国务院国资委披露的人事任免公告,手工整理2009—2019年央企集团高管职务任免数据库,以央企集团控股上市公司（简称 “控股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央企集团高管变更对控股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央企集团高管变更通过抑制过度投资行为显著提升控股公司投资效率,并且这种提升作用在高管职务变更类型为晋升和降职的央企集团中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央企集团高管变更主要通过发挥威慑效应弱化代理动机和激励效应强化内部监督进而优化控股公司的投资决策。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控股公司行业竞争程度较高、高管权力较大以及央企集团持股比例较低的情况下,央企集团高管变更的威慑与激励效应更为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入境旅游周期波动的阶段性变迁分析

林文凯, 夏会琴, 胡海胜

2023, 0(1):  53-64. 

摘要 ( 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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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旅游是我国现代旅游产业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正确认识入境旅游周期波动规律,对于准确把握我国入境旅游发展态势、制定合理产业发展政策、促进入境旅游市场稳定快速增长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运用HP滤波和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入境旅游周期进行波动测度与阶段性变迁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入境旅游在研究期内表现出总量不断攀升但增速波动起伏的发展态势,在其增速动态变化过程中存在低速增长、中速增长和高速增长三种区制状态,并在“低速增长区制”和“高速增长区制”表现出更强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我国入境旅游人次增长率在“低速增长区制”“中速增长区制”和“高速增长区制”之间存在着往复的阶段性变迁情况,且“高速增长区制”和“低速增长区制”将通过“中速增长区制”实现“软着陆”和“稳扩张”。从发展趋势来看,2005年以后,我国入境旅游一直处于低速收缩状态,且未来维系低速推进的可能性较大。最后,为扭转低迷的入境旅游市场并推动我国入境旅游业的逆势复苏,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保险与保障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风险测度研究

孙荣

2023, 0(1):  65-75. 

摘要 ( 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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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生育率下降等因素导致我国很多城市养老基金面临不同程度的支付风险。为了精准度量养老基金支付风险的大小,对基金的运行进行有效监管,本文假定基金收入与支出相依条件下借助Copula函数对收入账户与支出账户的依存关系进行分析,建立回归模型,在此基础上引用金融风险测度的方法,提出新的一定置信度下的两种养老金账户支付风险测度方法,运用我国1997—2020年的相关经济指标数据对不同置信水平的2022—2040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风险进行了测算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风险感知对农户水稻收入保险购买决策的影响——基于风险管理行为的调节作用

黄惠春, 钱诚

2023, 0(1):  76-89. 

摘要 ( 1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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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收入保险是我国农业保险创新的重要险种。基于江苏省3市6县（区）461户农户的问卷调查,实证检验了风险感知对农户水稻收入保险购买决策的影响,并考察风险管理行为和农业经营主体类型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第一,风险感知水平对农户水稻收入保险购买意愿与支付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农户自然风险管理行为负向调节风险感知水平对水稻收入保险购买意愿和支付意愿的影响。第三,从经营主体类型看,自然风险感知水平对家庭农场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水稻收入保险购买意愿的影响更大。据此,建议优化水稻收入保险合同条款、完善农业保险服务网络、加强农业风险大数据共享平台建设以及健全多层次农业风险管理体系。

“三农”研究

地方政府何以稳粮：官员激励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甘林针, 钟钰, 普蓂喆

2023, 0(1):  90-101. 

摘要 ( 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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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粮食安全,不仅要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还要激发地方政府稳粮积极性。我国粮食生产取得重大成就,离不开地方政府和主政官员的贯彻落实。通过官员激励,确保中央与地方在粮食治理上目标一致,是政策落实的重要方面,但鲜有研究关注。以晋升锦标赛理论为基础,利用2003—2019年31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官员晋升模型,从官员激励角度分析提高地方政府稳粮积极性的路径,考察粮食生产绩效是否是官员晋升的要素之一。结果显示,粮食生产绩效利于主产区官员晋升,而对产销平衡区、主销区和全样本的官员晋升作用不显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也验证了这一结论。证实在粮食生产“主战场”的主产区,地方官员稳粮晋升通道已建立,晋升锦标赛是稳定粮食生产的重要机制。未来应优化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体系,提高官员在保障粮食安全工作的激励精准度和针对性;强化地方粮食安全考核结果运用,提高粮食安全官员激励强度;增强地方党政官员的稳粮责任意识,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

农业生产性服务提高了粮食产量吗

卢华, 胡浩, 陈苏

2023, 0(1):  102-113. 

摘要 ( 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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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理论阐述农业生产性服务影响粮食产量的逻辑机理,利用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和计量经济方法,定量估计不同环节农业生产性服务对粮食单产的影响,并对其影响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第一,农机服务和施肥服务能显著提高粮食单产,以技术替代为主的施肥服务对粮食单产的影响效应更大。施肥和施药服务对规模经营户的粮食单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第二,施肥和施药服务对农户采纳亲环境的施肥技术和病虫害防治技术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第三,农机服务、施药服务和施肥服务对农业劳动力投入具有明显的替代效应,能显著促进规模经营户转入土地,但没有证据表明农机服务和施药服务对小农户转入土地有显著影响。上述结论意味着,未来中国应大力推动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发展,对标准化程度低和道德风险发生概率较高的施肥和施药环节加强政策支持,降低服务作业成本,更好地发挥其对粮食增产和农户亲环境农业技术采纳的促进作用。

乡村振兴视域下我国政策性农业担保的现实审思与完善策略

刘达, 温涛

2023, 0(1):  114-125. 

摘要 ( 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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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性农业担保是新时期深化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完善乡村振兴战略金融支持体系中的重点任务。当前,我国政策性农业担保在提升金融包容性、扶持农业产业发展、帮助农村居民增收致富上已经取得显著成效,但也暴露出反担保实质功能不强、考核监管体系不完善、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设计不合理、人才培养及团队建设滞后、保障措施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下一步应从以下五大方面完善政策性农业担保的制度设计：一是加快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设计,科技赋能推动农业担保技术革新;二是健全内部管理机制,强化风险识别和防控,规范“业务离农”现象;三是健全政府、银行、担保公司间相互协调配合的工作机制;四是优化担保制度构建,加强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全面提升农业担保机构服务质量;五是科学制定发展规划,完善配套保障措施,优化组织协调机制。

法与经济

赋权模式下数据权利的保护与限制

陶乾

2023, 0(1):  126-136. 

摘要 ( 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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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时代,赋权模式能够激励数据领域的投资与创新。数据权利的行使与保护,不仅关涉原始数据来源者的利益,也关涉原始数据持有者的利益和数据处理者的利益。所以,数据产权制度的构建需要巧妙地权衡数据保护与利用、集中与流通、数量与质量、私益与公益的关系。数据立法的应然路径是通过法律确认数据的财产属性与保护范围,明晰数据产权与个人信息权益的并存与依附关系,数据持有者基于其在数据采集存储、保障安全等方面的投资而对数据集合享有支配权和收益权。在数据爬取与挖掘问题上,保护数据主体的相关权益不受侵犯的同时,还需为数据权利的行使设定限制,以保障数据的流动性所产生的价值。在制度构建时,应就公共数据与非公共数据、公开数据与非公开数据、原始数据与衍生数据进行区别对待,设计精细化的默示许可、合理使用和防止权利滥用规则来划定权利边界、促成数据交易并保障公平竞争。

“数据池”个人信息保护的反垄断法因应

王文君

2023, 0(1):  137-148. 

摘要 ( 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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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池”是共享个人信息的重要形式,对于“数据池”个人信息是否需要反垄断法保护,目前的观点还未统一。虽然难以用传统价格理论分析“数据池”个人信息的反垄断法属性,但很多时候个人信息本身就是服务的对价,通过“数据—质量—价格”的逻辑链条,“数据池”个人信息能够纳入反垄断法的附属保护范围。在数字时代,“数据池”个人信息可以构成一项独立的消费者福利,个人信息保护与价格同等重要,附属保护与独立保护并重。“数据池”自动共享数据构成剥削性滥用,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数字企业合并形成“数据池”属于排他性滥用的反竞争行为。“数据池”聚合个人信息、个人信息合谋应被视为新型垄断行为,但仍未超出《反垄断法》规定的三种垄断行为,是新型的经营者集中、垄断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