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俊1，2，齐爱民1

2016, 0(01): 403.

摘要 ( 1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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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上创作作品，对传统的版权模式提出了挑战，CC许可是应对这些挑战的一种回应。CC许可制度以著作权法为基础，以合同法为依托，具有便于访问及促进以教育目的而对作品利用等积极效果。但CC许可毕竟是在传统的版权模式下进行运作的，由于传统版权法中的诸多概念过于简单化，诸如公共领域、精神权利、合理使用及公平交易等。此外，条款的精确性较为缺乏、“商业性”与“非商业性”的界限亦不明确，导致CC许可的国际化面临系列争论。但CC许可组织针对上述争议，对协议版本不断修改和完善，其法律效力已经为多国司法实践所积极承认，其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也不存在制度兼容性上的矛盾，不失为数字时代知识创新与传播的一种新的解决方案。

非法集资行为的法律规制：理念检视与路径转换

刘志伟

2016, 0(01): 404.

摘要 ( 1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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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集资行为的滥觞与蔓延，关键在于国家一味地否定民间融资行为的合法地位，采用禁止、限制、打击等命令控制型法律对民间集资行为进行规制，并坚持以“刑事打击”为倚重。非法集资行为认定存在逻辑缺失，集资行为的“直接性”与“间接性”存在混淆；集资行为的“使用目的”和“非法占有目的”难以有效区分。从法律层面确定并保证民间资本合理、有序地参与到金融行业中来；实现由简单粗暴的行政取缔向规范性行政规制转换，形成“疏堵并举”并以“刑事打击”为辅助的监管格局。结合非法集资的证券化发展趋势，确立差异化的非法集资行为认定标准，继而对样式各异、品种繁多非法集资工具或非法集资行为形成有效规制。

地权、租佃、市场：传统农村社会向富动力分析——以清末民初江西寻乌为例

温锐，陈涛

2016, 0(01): 405.

摘要 ( 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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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的中国现代史与中共党史研究，大都将清末民初赣闽边（即原中央苏区）传统农村社会定义为：地权高度集中于少数地富；地租比率奇高；土地租佃制是最残酷的“封建剥削”，并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然而，研读毛泽东《寻乌调查》及赣闽边相关史料，毛泽东视之为清末民初该地区最具典型性的寻乌农村则是：土地占有并非高度集中而处于动态流转之中；地租率明显低于普遍认定的比率且为租佃博弈的双赢选择；土地租佃制是为当时配置农村生产要素的择优机制；总体呈现的是地权、租佃制与市场的结合及其传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向富动力，驱动着农村经济社会不断前行与悄然的现代转型。

农场、农场制与中国家庭农场发展

于战平，陈宏毅

2016, 0(01): 406.

摘要 ( 1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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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欧美国家农场的直观场景、产生历史等自然属性分析，农场是在一定规模的土地区域范围内进行商品性农产品生产经营及其必要生活活动的相对封闭独立、稳定的地理单元和一种生产经营组织方式。家庭农场是由家庭成员共享农场生产经营权利、共担风险责任，用家庭共同财产清偿生产经营债务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农场制是不同国家、不同阶段有关农场的制度规范，体现农场的社会属性。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国情和制度，发展家庭农场不同于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欧美国家，将面临经营状态的稳定性差、风险高、永续生存的基础薄弱、行政主导的负面效应大等特殊问题。促进中国家庭农场持续健康发展要遵循“肯定但不夸大、扶持但不包办”的理性思路，制定实施高标准制度规范，试点农业法人主体的注册登记改革，实施适度有效的扶持政策。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全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3375份农民工调研数据

梅建明，袁玉洁

2016, 0(01): 407.

摘要 ( 1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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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全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3375份农民工调研数据，考察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愿望强烈的农民工和持有无所谓或不知道态度的中间人群这三类人群的群体特征，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其市民化意愿的各类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在众多因素中，农民工个体特征、收入消费水平、社会生活状况等因素对其市民化意愿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重视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代际差异，尤其要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险等利益诉求；统筹推进城乡改革，消除体制性障碍，形成有利于城乡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加大对农村地区高中及以上阶段教育财政投入力度，切实提高农民工工作技能和经验储备；完善城市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引导鼓励农民工自主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

我国农地流转制度的演变、存在问题与改革的新思路

郭熙保1a，苏桂榕1b

2016, 0(01): 408.

摘要 ( 1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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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流转是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地流转制度经过了两个阶段：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后期为第一个阶段，其特点是从不准许流转到准许流转，从无偿流转到有偿流转，从单一形式流转到多种形式流转；90年代至今为第二个阶段，其特征是从准许流转到鼓励流转，从私下流转到市场流转。我国农地流转主要是指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而承包权转让则受到严格限制。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接近尾声和农民工市民化过程的到来，农地承包权转让已经箭在弦上。本文提出集体成员动态化的思路，该思路应称为在坚持集体所有制和家庭承包制基础上破解承包权转让难题的有效途径。

我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新政下的替代率测算

曹园，杨再贵

2016, 0(01): 409.

摘要 ( 1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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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我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最新政策，采用精算方法考察了不同加入年龄、工资水平、退休年龄和职业年金缴费率对养老金替代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新政实施后，若考虑职业年金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养老金替代率不降反升，进一步拉大了与企业职工养老金替代率的差距，加剧社会不公。同时，我国社会基本养老承担了过高的养老责任。应适当延长退休年龄；短期应降低职业年金缴费率，确保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性；长期应逐步降低基本养老金替代率，大力发展职业年金，完善养老金结构。

股票流动性、企业投资与资本配置效率——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熊家财1，叶颖玫2

2016, 0(01): 410.

摘要 ( 1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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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场微观结构的角度，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股票流动性、企业投资和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经验检验，发现股票流动性有助于增加企业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低融资约束、成熟型以及低经营风险的企业而言，股票流动性提升企业投资的作用在高融资约束、成长型以及经营风险较高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此外，从资本配置效率视角考察流动性的经济后果时发现，流动性有助于抑制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并缓解投资过度不足，进而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研究结论表明，只有继续优化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规范信息披露制度并加强内幕交易打击力度，才能增强市场流动性并优化资本配置效率。

信息技术内部控制研究——基于COBIT 5的分析

林斌1a,1b，曹健1a,1b，舒伟1a，2

2016, 0(01): 411.

摘要 ( 1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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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国家战略的逐步推进，信息技术成为现代企业关键战略要素之一。如何创造源于信息技术的价值、控制其风险成为企业最为根本的现实需要。COBIT作为全球公认的最先进的信息技术内部控制框架，被企业广泛应用。然而，目前国内对其研究还较为匮乏。通过介绍和分析COBIT 5，希望能对我国信息技术内部控制的发展与完善提供启示及借鉴，并为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信息技术内部控制最佳范式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建议。

可再生能源价格作用机制比较与政策选择

肖文海1，叶剑2

2016, 0(01): 412.

摘要 ( 1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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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关键在于价格机制。可再生能源价格作用机制可以采取可再生能源补贴、化石能源税收、能源税与可再生能源补贴组合等三种方式。通过比较分析不同可再生能源价格作用机制的替代效应、收入效应，结合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遇到的实际问题和节能减排国情，建议平衡税收与补贴，将目前“以补为主”的支持政策向“税补并重”转型，并在2030年左右转移到“以税为主”，构建可再生能源长效发展的体制机制。

鄱阳湖湿地农户生态补偿受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VM和排序Logistic模型的实证

熊凯1，孔凡斌2，陈胜东2

2016, 0(01): 413.

摘要 ( 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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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农户调查数据，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和排序Logistic模型，对鄱阳湖湿地农户生态补偿受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内具有生态补偿受偿意愿的农户占被调查农户总数的89.49%，农户户均年受偿意愿值为5531.08元；被调查农户的受教育年数、家庭人口数、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家庭居住位置、是否重视对湿地环境的改善、耕地面积和承包水域面积与农户受偿意愿呈现显著相关性。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地区差异研究——基于半参数个体时间异质模型的检验

钞小静1，任保平1，许璐2

2016, 0(01): 414.

摘要 ( 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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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步入以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为主要特征的新常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成为经济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1998-2012年间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值，运用半参数个体时间异质模型对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差距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在1998-2012年间表现出收敛的趋势，且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差距的水平收敛假设被拒绝，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增长率随着时间收敛。分地区再检验结果显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两个分组的经济增长质量差距呈条件收敛趋势，而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差距呈发散趋势。进一步，采用聚类方法检验发现30个省（市、自治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存在一个趋同俱乐部。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的“三个考量”

周金堂1，廖进球2a，舒前毅2b

2016, 0(01): 415.

摘要 ( 1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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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形成的总体时代背景是新时期发生变化了的世情、国情和党情三个基本方面：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处于向纵深化发展期，国家间经济政治竞争压力加剧，为应对外部环境考验，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局面，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现实需要。二是中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期，面临巩固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的四种考验的情势需要。三是现阶段党的建设面临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的四种危险，面临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四种不良风气的形势影响。总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生成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总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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