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江必新. 紧急状态与行政法治[J]. 法学研究,2004,(2):3-16. [2] 孟涛. 中国非常法律的形成、现状与未来[J]. 中国社会科学,2011,(2):124-140. [3] 温志强,郝雅立.《突发事件应对法》实践十年:成绩、问题与未来展望——中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实践十年(2007—2017)[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7,(5):124-131. [4] 于安. 论国家应急基本法的结构调整——以《突发事件应对法》的修订为起点[J]. 行政法学研究,2020,(3):3-10. [5] 林鸿潮. 公共危机管理问责制中的归责原则[J]. 中国法学,2014,(4):267-285. [6] 冯辉. 公共治理中的民粹倾向及其法治出路——以PX项目争议为样本[J]. 法学家,2015,(2):104-119. [7] 王春婷. 社会共治:一个突破多元主体治理合法性窘境的新模式[J]. 中国行政管理,2017,(6):30-35. [8] 夏锦文.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J]. 江苏社会科学,2018,(3):53-62. [9] 吴元元. 食品安全共治中的信任断裂与制度因应[J]. 现代法学,2016,(4):60-72. [10] 王名,邢宇宙. 多元共治视角下我国环境治理体制重构探析[J]. 思想战线,2016,(4):158-165. [11] 王名,蔡志鸿,王春婷. 社会共治: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实践探索与制度创新[J]. 中国行政管理,2014,(12):16-19. [12] 李维安. 抗疫情亟需提升应急治理的有效性[J]. 经济管理,2020,(3):8-10. [13] 江必新,黄明慧.“信息疫情”防控需要法治应对与理性自觉[J]. 社会治理,2020,(5):5-12. [14] 莫于川,莫菲. 行政应急法治理念分析与制度创新——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行政应急行为争议为例[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123-137. [15] [德]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M]. 张文杰,何博闻,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29. [16] [英]珍妮·斯蒂尔. 风险与法律理论[M]. 韩永强,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53. [17] 唐清利. 公权与私权共治的法律机制[J]. 中国社会科学,2016,(11):111-128. [18] 石佑启,杨治坤. 中国政府治理的法治路径[J]. 中国社会科学,2018,(1):66-89. [19] [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斯·库克耶. 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M]. 盛杨燕,周涛,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233. [20] 马长山. 智慧社会建设中的“众创”式制度变革——基于“网约车”合法化进程的法理学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2019,(4):78-97. [21] 张文显. 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J]. 中国法学. 2014,(4):5-27. [22] 姚亚奇.“共享员工”:打开企业用工新思路[N]. 光明日报,2020-02-16(03). [23] 莫于川. 治疫防疫:秉持应急法治原则[N]. 检察日报,2020-2-13(03). [24] 李林. 依法治国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J]. 法学研究,2014,(5):3-17. [25] 张帆. 论紧急状态下限权原则的建构思路与价值基础——以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为分析对象[J]. 政治与法律,2020,(1):116-127. [26] 王展祥,魏琳. 信息共享有利于制造业企业的协同创新吗——基于中国企业营商环境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当代财经,2019,(10):95-106. [27] 杜辉. 面向共治格局的法治形态及其展开[J]. 法学研究,2019,(4):21-39. [28] [德]哈贝马斯.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M]. 童世骏,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3:444. [29] 蓝煜昕. 社会共治的话语与理论脉络[J]. 中国行政管理,2017,(7):105-110. [30] 高培勇.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的财政基础理论建设[J]. 中国社会科学,2014,(12):102-122. [31] [美]史蒂芬·布雷耶. 打破恶性循环:政府如何有效规制风险[M]. 宋华琳,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106. [32] 徐汉明,张新平. 社会治理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设计、内容及其评估[J]. 法学杂志,2016,(6):31-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