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财经 ›› 2017, Vol. 0 ›› Issue (08):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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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杰琦1,汪同三2
ZHOU Jie-qi1, WANG Tong-san2
摘要: 从环境规制强度内生于外资规模与外资质量的角度切入,在拓展Copeland与Taylor模型的基础上,剖析FDI影响工业环境效率的机制,并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FDI规模与质量特征影响工业环境效率的机制与效应,研究发现:(1)外资规模通过产业结构渠道抑制了工业环境效率的提升,但外资规模与质量均能通过环保技术与经济发展途径改善工业环境效率;(2)外资特征会直接影响FDI对中国环境规制强度的作用程度甚至方向,FDI规模因其带来的环境压力会引发当地环境规制强度的上升,而FDI质量作为地方政府争夺的潜在资源,倾向于弱化当地的环境规制;(3)FDI质量与规模对工业环境效率的影响均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较低和较高时,FDI规模对工业环境效率的影响表现为负面,FDI质量对工业环境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当环境规制强度适度时,FDI规模对工业环境效率的负面效应减弱,FDI质量对工业环境效率则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