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目录

2021年 第0卷 第5期    刊出日期：2021-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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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中国共产党文化反贫困的早期探索——以中央苏区工农通讯员运动为例

林棵, 王建华

2021, 0(5):  3-12. 

摘要 ( 4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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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个体思想,反对阶级贫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既定目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汲取苏俄的办报经验,动员群众为党报写稿,成立工农通讯员队伍。在根据地宣传部门的引导下,群众观察乡村社会改造的实际进展,在稿件中表达观点与提出建议,同时加深对革命的认识与理解。基于反“围剿”的复杂形势,工农通讯员运动虽没有能够全面展开,但使无产阶级参与根据地的各项建设,逐渐从“自在”走向“自为”,摆脱思想文化上的贫困。其蕴含的方法论,为中国共产党文化反贫困主张的实现提供来自人民群众的内生动力,对构建与巩固具有中国特色的脱贫攻坚制度体系具有借鉴意义。

乡村建设行动下农村基层党建的优化向度——基于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建设视角

鲍旭源, 李红军

2021, 0(5):  13-22. 

摘要 ( 3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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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优先发展农业农村的部署中首次提出乡村建设行动。乡村建设行动作为“十四五”时期发展目标,既是对乡村振兴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的肯定,又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作了统筹规划。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村利益配置中所承担的领导者角色发挥了维护农民利益、引领乡村发展的重要作用。从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建设的经验来看,乡村建设行动与农村基层党建的耦合共进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必然逻辑。但在乡村建设核心要义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应具备的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引领农村经济发展和乡风文明、推进乡村有效治理等能力仍然受到组织、物质、文化、社会等现实困境的制约,也使得探索契合乡村建设行动的农村基层党建优化策略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应然向度。

经济管理

人工智能的发展动力与风险生成：一个整合性逻辑框架

张乐, 童星

2021, 0(5):  23-36. 

摘要 ( 3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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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与风险是事物演进的一体两面。出于对国家安全、国际竞争和国内经济增长及社会发展的强烈需要,政策系统通过压力传导和规划指导等方式为人工智能的发展确定方向并提供支持。资本积极响应政府决策,在市场竞争与自我增值机制的主导下整合生产要素,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研发走向商用。人工智能技术在政策鼓励与资本扶持下,沿着“自我进化”的路径不断迭代成熟。在这一前后承接的动力链条中,反噬技术发展成果的力量也在潜滋暗长。经由“技术—资本—政策”反向循环路径,人工智能技术风险不断外溢和扩散。在技术自主性增强、资本扩张加剧和政策过度干预的联合作用下,技术内生性安全漏洞有可能演变为生产服务领域的技术误用、滥用和错用,进而导致政策既定目标的严重偏移,给国家安全、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与挑战。在大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的进程中,进一步释放人工智能发展潜力的同时做好重大科技风险的防范化解,成为需要长期坚持的治理策略与原则。

“新零售”供应链生态圈的建构逻辑及协同智慧研究

吴群

2021, 0(5):  37-46. 

摘要 ( 3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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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需求个性化、产品定制化且强调顾客体验的“新零售”时代的到来,零售界限不断被打破和拓展,“新零售”供应链呈现出线上、线下的多元素加速融合及协同发展趋势。在当前国家“双循环”经济战略指导下,数字化技术的深入应用也正推动着“新零售”供应链生态圈的加速形成,在此背景下从“新零售”的本质、“新零售”供应链的特征及“新零售”供应链生态圈的结构、“新零售”供应链生态圈的建构逻辑、协同智慧等方面深化对“新零售”供应链生态体系的认识和理解,这将对促进新形势下零售供应链的转型升级及整个零售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意义。

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定向调控具有显著的靶向性吗——以MLF政策工具为例

舒长江, 罗鸣

2021, 0(5):  47-58. 

摘要 ( 3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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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货币政策的精准性,一直是货币当局与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将生物工程领域的靶向性概念引入到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通过分析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与靶向性内在关联机理,选取2016年1月至2020年5月的月度数据,运用TVP-SV-VAR模型对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的靶向性效果进行了实证检验。脉冲响应冲击结果表明,企业产出和企业信贷对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均具有靶向性,但是在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下,企业信贷对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的靶向性要强于企业产出对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的靶向性,在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下,企业产出对一年期利率的靶向性要强于企业信贷对一年期利率的靶向性。进一步比较发现,对于新型货币政策工具而言,选择数量型货币政规则优于选择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

保险与保障

财产保险业的创新绩效——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苏竣, 张煜

2021, 0(5):  59-71. 

摘要 ( 3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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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2009—2018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使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探索财产保险业影响科技创新产出的因果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财产保险业能够直接和间接地正向影响创新产出;研发经费投入在财产保险业和创新产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与原先设想作为市场化手段的财产保险作用发挥将得益于市场化改革不同,研究认为过度推进市场化改革会阻碍财产保险业促进科技创新作用的发挥,市场化程度在财产保险业和研发经费投入的关系中起负向调节作用。因此,为引导财产保险业正向作用的正常发挥,政府应首先保证对科技创新产业提供稳定充实的财政经费支持,以避免科技领域中市场失灵的干扰。

基本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城乡养老保险均衡发展的视角

强国民, 丁建定

2021, 0(5):  72-83. 

摘要 ( 4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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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城乡养老保险均衡发展的视角,利用2013—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统计数据,通过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总体上,全国基本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与居民收入呈现倒U型关系,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U型关系,且城乡养老保险支出水平的均衡程度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小。进一步研究发现,各地区城乡基本养老保险支出水平的均衡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呈现一定差异,东部和西部地区与全国一致,中部地区的影响作用尚不显著。通过优化城镇化水平和政府财政支出结构,适度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人均筹资水平,同时改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人均筹资水平,将有效推动城乡养老保险均衡发展,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三农”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与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道路

范根平

2021, 0(5):  84-95. 

摘要 ( 3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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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原理批判资本主义城乡关系异化以及对前人的城乡理念进行“扬弃”的结果。其主体内容包括城乡融合的逻辑必然、本质内涵和实现条件,最终致力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成功走上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道路。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道路从理论层面、价值层面和实践层面创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有助于从根本上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促进城乡高质量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乡村振兴视域下欠发达地区传统村落旅游开发空间结构探析——以湘西州为例

朱烜伯, 喻兴洁, 张佳其

2021, 0(5):  96-105. 

摘要 ( 4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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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村落因历史建筑集聚及民族文化深厚,具备旅游开发的理想资源条件。然而,欠发达地区的传统村落因存在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可进入性差、非农产业发展艰难等问题,使其旅游开发严重受阻。基于此,对传统村落地理位置与交通可达性进行旅游空间结构研究,为加速传统村落乡村振兴进程提供理论支持具有重要意义。运用空间句法模型,从拓扑学连接的角度对湘西州传统村落空间关系进行评价,并提出适应于该地区的旅游开发空间区划策略。结果表明：（1）湘西州传统村落分布不均衡,总体呈局部凝聚型,主要在西南部、中部和西北部形成三个高密度集聚区;（2）湘西州传统村落的全局可达性和局部可达性总体水平较低,而感知可达性总体水平较高,其中地形地势、水系和路网等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传统村落可达性。基于上述研究结果,运用多因子综合叠加分析法、旅游区位商模型和“点—轴系统”理论,构建“三核、双轴、三圈”的湘西州传统村落旅游空间结构系统,为不同发展类型传统村落有针对性地进行旅游开发与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

文史哲

中国特色选贤任能制度的历史逻辑、实践特质与优化路径

韩颖

2021, 0(5):  106-115. 

摘要 ( 3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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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选贤任能制度扎根于我国肥沃的历史土壤,不仅继承了中华民族“任人唯贤”的优良传统,汲取了“能上能下”的管理理念,还延续了“退而致仕”的退出机制。在实践层面,该制度基于“党管人才”的政治原则而设计,以“五湖四海”和“任人唯贤”为具体工作指导方针,尤其注重通过党风廉政建设来提升其治理效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选贤任能制度实现了从“党委负全面领导责任”到“党委负主体责任”的历史性转变,进一步强化了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作用,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贯彻“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并不断释放其治理效能的重要途径。发挥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加强民主党派民主监督,是进一步优化中国特色选贤任能制度的一项可能性选择。

法与经济

论信息主体同意权的绝对化困境与相对性重构——兼论《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二审稿）同意制度的完善

常宇豪

2021, 0(5):  116-127. 

摘要 ( 3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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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行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将同意视为个人信息处理的唯一合法性事由,《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二审稿）虽有所突破,但总体未逾同意权绝对化之藩篱。同意权的绝对化设置导致个人信息保护水平不足、制度成本高企、立法司法割裂等问题,进而制约个人信息保护法功能的实现。对个人信息的基本属性进行剖析发现,个人信息并非纯粹的“私人事务”,而是多方利益和多元价值的集合体,绝对化的同意权不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因此,应当从完善其他个人信息处理合法性事由和通过场景风险理论差异化配置同意权使用范围两条途径入手,实现“绝对同意”向“相对同意”的转变,形成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中国方案”。

个人信息的宪法财产权保护

谢立斌, 李艺

2021, 0(5):  128-139. 

摘要 ( 4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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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无论是作为大数据的组成部分还是作为独立的信息,都含有重大经济价值。实践中,基本上由数据企业享有相关利益。相关利益分配是宪法层面的分配问题,应当充分考虑社会主义制度、按劳分配制度、经济发展和平等原则等各个方面。在宪法上,应当由数据主体享有其个人信息之上的经济价值。宪法的这一要求应当在法律层面得到落实。在当前实证法上,人格权法和合同法上的保护机制都不能够满足这一要求,立法者应当积极作为,弥补这一不足。在法政策学上,立法者应当通过财产规则保障数据主体的经济利益。由于个人信息与有体物存在本质差异,所有权制度不能够适用于个人信息之上经济价值的保护。立法者应当参照知识产权制度,设立个人信息财产权。

网约车市场规制重塑研究：基于对抗资本无序扩张视角

黄娟

2021, 0(5):  140-148. 

摘要 ( 4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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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数据、技术、资本优势,以网约车市场为代表的平台领域呈现市场集中度越来越高、市场资源加速向头部平台集中等趋势,“赢家通吃”效应显著,竞争无序后果堪忧。网约车市场资本无序扩张也为市场监管者、经营者招致如监管套利、数据采集侵犯隐私、算法歧视和大数据杀熟、平台数据垄断等质疑和指责,网约车市场规制体制亟须重塑。政策制定者应重新审视数字经济中的平台监管和竞争问题,现行法律低估定价和跨行业整合可能导致的反竞争风险这一问题已凸显出来。网约车市场规制应以反垄断法为抓手,强化算法透明度要求,加大竞争倡导和更新反垄断分析工具,以规范平台行为,促进市场依法规范发展,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