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付敏杰. 预算执行紧缩下的积极财政政策[J]. 社会科学战线,2022,(6):52-67. [2] 谢贞发,陈芳敏,陈卓恒. 激励与能动性: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与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3,(1):87-108. [3] 刘丹,李永友,童幼雏,刘易鑫. 中国财政体制垂直失衡:测度方法与特征分析[J]. 经济学家,2018,(10):80-89. [4] 储德银,邵娇,迟淑娴. 财政体制失衡抑制了地方政府税收努力吗?[J]. 经济研究,2019,(10):41-56. [5] 王志刚,杨白冰. 财政分权、积极财政政策与预算支出偏离度[J]. 宏观经济研究,2019,(8):15-27+38. [6] 杨进,龚小芸. 化汝婷. 地方人大预算监督法制化的效应研究:基于省级预算审查监督条例立法的证据[J]. 中国行政管理,2021,(9):118-128. [7] 赵合云,周全林. 新《预算法》、晋升激励与预算执行质量——基于预算偏离与预算执行进度的视角[J]. 当代财经,2022,(4):28-38. [8] 汪德华,李琼. “项目治国”与“突击花钱”[J]. 经济学(季刊),2018,(4):1427-1452. [9] 王振宇,司亚伟,寇明风. 国库暂付款、支出结构与地方财政预算执行进度[J]. 财贸经济,2020,(11):5-19. [10] 陈志勇,陈思霞. 制度环境、地方政府投资冲动与财政预算软约束[J]. 经济研究,2014,(3):76-87. [11] 管智超,付敏杰. 财政纵向失衡、支出结构偏向与区域创新能力[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98-114. [12] 储德银,邵娇. 财政纵向失衡、公共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8,(10):30-43. [13] 刘媛,李建军. 社会监督对地方政府预决算偏离的治理效应[J]. 地方财政研究,2022,(3):13-24. [14] 李美琦,于千慧,单艺冰. 非税收入预算偏离的影响机制分析——基于规模与结构的面板实证[J]. 财会研究,2023,(7):23-30. [15] 孙玉栋,吴哲方. 我国预算执行中超收超支的形成机制及治理[J]. 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12,(4):1-12. [16] 陈志刚. 财政支出分权如何影响政府支出预算偏离[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0,(11):39-54. [17] 高培勇. 中国税收持续高速增长之谜[J]. 经济研究,2006,(12):13-23. [18] 胡文骏,刘晔. 财政分权、预算结构与地方政府生产性支出偏向——基于款级科目的数据调整分析[J]. 当代财经,2016,(5):33-44. [19] Eyraud L.,Lusinyan L.Vertical Fiscal Imbalances and Fiscal Performance in Advanced Economies[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13,60(5):571-587. [20] 储德银,费冒盛. 财政纵向失衡、税收努力与地方经济增长[J]. 当代财经,2021,(10):30-42. [21]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中国财政政策报告[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22] 李建军,刘媛. 新《预算法》能够降低地方政府预决算偏离度吗?——来自四川省市州的证据[J]. 财政研究,2020,(7):39-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