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精粹

当代财经2022年第6期观点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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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数字化与控制：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蔡万焕，乔成治

  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4

  
  

  梗概：随着数字技术的革新与进步，人类已进入一个互联网分享信息、并用数据量化人类实践行为甚至思想行为的时代。数字技术既是资本利润增殖的技术手段，也将数字资本依靠积累的方式从生产领域扩张到消费领域并将社会整体的消费与生产的过程依靠数字、数据来进行表述，从而最终形成一种被数字资本控制的新型资本主义，即数字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下，数字化变革不但将影响社会经济运行的模式，更会改变国家乃至人类本身的运行与行为模式。因此，数字资本主义究竟是一种激化社会矛盾的威胁，还是消除未来潜在经济危机的出路，是当前一个的重要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与维纳控制论，都分析了随着技术发展与生产方式变革，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变化。马克思所处时代的“异化”是私有制经济的普遍现象，资本家只是机械地运用其生产资料来剥削和控制工人。这种控制是无意识或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自然产生的客观结果。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数字资本主义的出现，使得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出现了从客观到主观、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转变。随着人类的生产过程和交往过程的数字、数据化，数字技术加深了劳动对资本的隶属程度，甚至将个人转化为信息与数据。通过数字技术收集个人产生的经济、生产与行为的数据（如网络购物、社交等），并进行反馈与再反馈，从而使数字资本可以控制个人的消费行为与消费目的，最终达到控制整体社会的财富生产过程的目的。这一过程将会改变消费者与商品的关系、生产要素间的关系并最终使资本的剥削将更加“隐蔽”与“温和”，并导致人类的“物化”与“客体化”。长此以往，新型的劳资冲突（免费数字劳动），更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将会使资本意志国家化并演化为数字时代的阶级矛盾。最终，人类有彻底依附数字科技、使人格数字化的未来潜在风险。

  我国需要从三个方面加强数字经济治理。第一，国家需要明确数字技术必须以人民为中心，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二，正确把握“控制论”并使其成为社会治理而非只为资本攫取经济利益的工具。第三，需要通过立法的形式要求数字平台为全体人民所服务，建立如“健康宝”“行程码”等提供社会公益服务。数字技术、大数据和数字化发展是技术发展的客观过程，可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但更为关键的是数字技术和大数据掌握在谁的手里以及如何运用的问题。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与发展目标，才能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在把握数字科技革命提供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 大数据；异化；控制论；数字资本主义

  
  

  互联网普及能否改善人力资本错配？

  刘诗洋，吴玉鸣，吴青山

  华东理工大学 商学院，上海  200237

  梗概：减少人力资本错配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人力资本错配既包括人力资本在区域、行业等宏观层面的错配，也包括微观层面的个体就业错配，即劳动者与工作岗位在教育水平、专业技能上不匹配。互联网技术在中国的快速普及为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多方面的深刻变革，进而影响了人力资本配置。目前已有文献发现互联网普及有助于改善人力资本错配，但这些研究对人力资本错配的测度大多局限于宏观总量错配视角，缺乏微观角度的探索，并且对互联网影响人力资本错配的内在机制也缺少深入分析。鉴于此，本文首次从就业错配的视角切入，提供了互联网普及改善人力资本错配的微观证据，并进一步考察了其内在机制与异质性影响。

  本文基于2014、2016、2018年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使用混合截面回归估计互联网普及对个体就业错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普及能显著降低个体就业错配程度，且该结论在异方差工具变量法、虚拟变量替代、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方面，本文从理论上提出，互联网普及一方面能减少就业市场的信息摩擦，产生信息改善效应，进而减少就业错配，另一方面还能通过促进就业增长扩大劳动力市场规模，产生厚劳动力市场效应，进而提高就业匹配质量，减少就业错配。机制检验上，本文分别采取间接验证法与交互项检验法对上述两种机制进行实证识别，得到了相应证据。进一步，本文区分不同就业错配类型，发现互联网普及主要显著降低了个体“过度教育”发生的概率。由于信息技术具有技能偏向性特征，互联网普及所引发的就业增长将偏向高技能劳动力，故有助于缓解当下中国所面临的“过度教育”问题。最后，本文从区域、城乡、雇佣机构性质以及个人特征等多个维度，考察互联网普及对就业错配的异质性影响，发现互联网普及显著降低了西部地区样本、城镇地区样本以及私营企业样本的就业错配程度，同时显著降低了男性样本、50岁以下样本以及农业户口样本的就业错配程度。

  上述结论表明，互联网普及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本配置效率和推动高质量就业，为“网络强国”战略提供了学理支撑。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继续推动提速降费改革，加快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第二，依托“互联网+”强化劳动力市场数字化建设，助推高质量就业；第三，利用互联网与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促进产业结构转型与就业结构升级，以消化“过度教育”资源；第四，引导居民跨越数字鸿沟，实现数字就业红利共享。

  关键词：互联网普及；人力资本错配；就业错配；信息改善效应；厚劳动力市场效应

  
  

  
  

  
  

  政府因素与企业杠杆问题：中国的逻辑

  孟世超，王擎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四川 成都  611130

  
  

  梗概：企业杠杆内生于特定的经济运行模式，是经济健康状况的指示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企业杠杆问题备受关注。中国的企业杠杆问题有别于西方国家，企业杠杆的数据表征、债务风险和调控措施都有其独特性，且政府因素深刻影响着经济运行。结合政府因素来考察企业杠杆的形成机制、经济指向和调控措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主流研究存在三大局限：一是只聚焦政府因素中的政策因素，忽视体制因素对企业杠杆的影响；二是只强调企业杠杆的债务风险效应，忽视其对经济韧性和增长潜力的指向；三是只关注针对资产负债表的短期调节，忽视企业杠杆的长期优化。本文则针对“体制因素”、“经济韧性和增长潜力”，以及“长期优化方案”进行了重点考察。

  本文对有关政府因素与企业杠杆的研究进行了重新梳理和深入剖析，从中归纳出中国企业杠杆问题的分析逻辑。本文指出，在中国，深刻影响企业杠杆的政府因素不是政策因素，而是体制因素。其影响过程包含三种机制：一是宏观机制，政府引导、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将影响企业投资项目的收益-风险结构，最终影响企业杠杆；二是微观机制，政府与国有经济主体的治理方式将影响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借贷偏好，最终影响企业杠杆；三是宏微观机制的结合，两种机制共同造就的二元性资源配置结构将影响借贷市场的交易环境和综合借贷成本，最终影响企业杠杆。上述机制可解释中国企业杠杆的高占比、高水平、非顺周期性，以及所有制结构分化等现实特征。

  本文指出，企业杠杆不仅能反映债务风险，还能指示经济的短期抗压能力和长期发展潜力。在中国，逆周期变化的企业杠杆可有效抵御危机冲击；但若经济形势欠佳却并未爆发危机，则会导致债务风险持续累积。经济运行模式的可持续性涵盖三个层面：一是原有优势能否保持，二是原有劣势能否消除，三是当前模式是否具有内部拓展潜力和向新模式转化的能力。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期，企业杠杆的现状表明经济的长期增长既存在机遇，又面临挑战。

  企业杠杆的调控措施应做到“短期治标、长期治本”。短期可借助资产负债表管理对企业杠杆进行直接调控，长期则应将降杠杆置于经济的持续增长之中。在中国，企业杠杆的短期调控政策成效显著，“稳增长”和“去杠杆”也具有内在统一性。未来应进一步深化改革，减轻要素价格扭曲和经济结构失衡，优化政府与国有经济主体的治理机制；以服务型政府建设有效市场，激发消费动力与创新活力；以“有为政府”引领制度创新和经济转型。

  关键词：企业杠杆；政府；形成机制；经济指向；调控措施

  
  

  墨家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

  ———中国企业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兼爱”之治

  张 驰^1，2，刘太刚¹

  1.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872；

  2. 新疆农业大学管理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2

  
  

  梗概：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需要中国传统思想得到更加全面的呈现，其实现方式为通过对中国传统思想中多元化治理路径的探索，从而满足构建中国本土化管理理论的内在要求。墨家作为曾与儒家齐名的“显学”，与儒家学术思想的诸多不同，使其能够与儒学形成互补，成为通过中国传统思想构建中国本土多元治理路径的关键之一。

  墨家以“兼爱”为核心，构建“义”“利”等同的价值观，使其能够在适配企业原始逐利动机的基础上以“利天下”为旨趣，辩证地探讨私利与公利的对立统一，企业管理者能够在满足私利的基础上履行社会责任。

  在墨家“十论”下，企业在人事制度、市场策略和危机应对等方面形成对市场内在规律的遵循，具体表现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能够以“兼爱”“非攻”推动“零和博弈”的摒弃；通过将“天志”在市场经济中的本地化融入，使“诚信”“可重复”“协作”等市场中能够使企业长久存续的客观规律成为企业的行为规范，又以“非命”促进企业从规则的“学习者”和“遵守者”，进一步担任规则的“完善者”与“创造者”；“尚贤”“尚同”任贤唯能的思想对彼得原理揭示的以绩效作为主要晋升方式的缺陷进行了改善；“明鬼”提供了三种危机情景及应对方式，对制度危机和信任危机的应对提倡果敢的作风，对潜在危机则提倡进行提前的资源投入，并将投入的资源视为对整个系统持续完善的一部分；“节用”“节葬”“非乐”以“贫则富”“寡则众”“乱则治”提出对短板的关注与应对，以“足”与“止”论述了“量”与“度”的边界，为企业资源投入的方向和力度提供了观念上的指导。

  墨家“同异交得”“两而无偏”的思想要求了对事物的同一性和差异性的互相渗透和同时把握。在这种辩证思想下，事物的多样性需要分别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措施，继以“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提出了墨家理论因时制宜的实践形式，为企业在复杂环境中的认知与应对提供参考。在墨家典籍描述的理论实践情景中，“犹百门而闭一门”为企业提供了需要具备的危机意识以及面对失利的一种视角；东之墨者“恐王之亲谢子贤於己”的忧虑能够阐释企业培养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性；巨子腹斢弑子、墨子请退背义弟子、巨子孟胜为阳城君守城而死的典故则阐述了墨家面对公私矛盾、理念冲突、存续威胁时以墨家之“义”为价值导向的应对方式，使墨家在认同对“利”的追求的同时，也为“利”加入了更多符合墨家理念的伦理道德因素，使墨家之“利”与世俗之“利”形成区别。这种区别能够引导企业规避世俗之“利”中破坏企业存续的短视行为，也能够引入“非稳健型策略”与当前西方企业管理思想形成区别，从而使管理者的决策方向立足于企业的长远存续。

  总体上，墨家思想是务实的，是极具适应能力的，它能使企业在全球市场中形成对核心价值的遵循以及对表层价值的选择性表达，实现企业以中国传统思想为核心，根据国外市场的本地化要素选取墨家表层价值的表达方式；也能在“义”“利”等同的思想下，实现对企业之“利”的重塑。

  关键词： 企业管理；墨家哲学思想；义利观；规则与秩序；认知与应对

  
  

  环境规制、创新与物流业发展水平

  刘浩华,陈秀玲

  江西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梗  概：物流业的能源消耗占总能源消耗的比例从2016年的7.55%上升到2019年的9.01%，与此同时物流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却从5.6%下降到4.3%，能源消耗问题是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点。政府干预是治理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为了保证环境目标的实现，政府部门通常会设置严格的环境规制，这是否会激发物流企业创新，进而促进物流业发展？抑或是，严格的环境规制增加企业的合规成本，同时抑制物流业的需求量，阻碍其发展？环境规制、创新二者对物流业发展水平的影响机制如何？这些问题都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本文构建了交互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验证环境规制、创新和物流业发展水平三者的关系。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其中环境规制目标数据来自各地级市的政府工作报告，环境规制的数据来自达尔豪斯大学发布的世界PM2.5浓度图，利用Arcgis10.2提取工具提取出PM2.5的值。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创新的交互效应对物流业发展水平起到显著负向影响，当创新水平不高时，过强的环境规制会阻碍物流业的发展；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交互效应的负向作用、创新对物流业发展的正向作用在环境目标明确且定量表述的样本中显著，在环境目标未明确且定量表述的样本中不显著；门槛回归结果显示，环境规制通过创新这一门槛变量对物流业发展水平表现出先负向后正向的影响。

  相比以往的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采用PM2.5的倒数值来表示环境规制。PM2.5是一个结果变量，相比以往研究用到的投入或成本指标，更能体现环境规制的真实效果。同时，以政府工作报告中环境目标表述为视角进行异质性分析，探究环境规制目标表述的不同，创新对物流业发展水平的作用、环境规制与创新对物流业发展的交互效应是否有显著差异性，这是以往相关研究尚未涉及的。第二，利用我国285个地级市2008—2018年的数据，较为全面地研究环境规制、创新和物流业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

    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政府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更有针对性，能够为不同创新水平的地区提供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采取不同的环境规制手段提供理论参考，更有助于物流业发展水平的提升。

  关键词：环境规制；物流业；创新；门槛效应

  
  

  
  

  
  

  中国国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基于生态足迹方法

  王俊杰

  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梗概：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这一概念是2013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议首次提出的，这一概念是中国的首创。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是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和生态环境损害问责的重要依据，因此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学术界对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这一概念仍然没有足够清晰明了的定义，更遑论提供统一、可复制的编制方案。现有编制方案都没有被广为认可，也存在明显的可操作性差等难题。本文试图给出一套统一、可操作、可复制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方案。

  本文提出了一套独特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方案。这套方案的独特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重新定义了资源负债。第二，本文将生态足迹方法引入土地资源核算中，将土地资产、权益、负债分别与土地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生态赤字对应起来。第三，本文将生态足迹方法、收益现值法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结合起来，更准确地应用于土地价值核算。

  本文认为，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在确定核算的资源类别时应该遵循以下合理的原则：（1）重要性原则；（2）自然属性原则；（3）存量属性原则；（4）不可再生原则；（5）不重复核算原则。基于以上五个原则，本文认为应该将核算的资源类别确定为土地和矿产两大类，其中土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湿地和水域，矿产包括能源矿产和非能源矿产，共七类。这种界定避免了资源或其价值重复核算问题。本文将水域视为广义的土地资源，且不单独核算水资源和森林中的木材资源，是为了避免重复核算。

  本文将土地资源权益定义为土地固有的供给能力，它是土地可持续的供给能力；将土地资源负债定义为对土地的过度利用，称之为土地过载负债，它是透支了土地未来的供给能力，或者说是从未来借来的土地供给能力（偿还期在无限远的未来），故可称之为负债；将土地资源资产定义为土地的实际供给，或者人类需求的土地供给能力。本文将消耗的矿产资源视作环境负债。

  本文利用中国全国层面数据编制了一套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研究结果表明：利用生态足迹方法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是可行的，相对简单，可操作性强，且结果比较可信。整体而言，土地资源实物数量在缓慢增长，显示中国国土资源保护取得一定成效。中国耕地、林地资源尚未得到充分利用，而草地资源十分紧张。自然资源价值巨大，绿水青山确实就是金山银山。2020年，中国自然资源权益价值高达4119万亿元，相比2006年增长了88%；人均自然资源权益价值约292万元。自然资源权益价值是GDP的数十倍。

  关键词：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生态足迹法；数量核算；价值核算

  
  

发布日期： 2022-09-19  浏览： 2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