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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精粹

    当代财经2022年第5期观点精粹


  • 共同富裕目标下农村相对贫困家庭多维贫困测度及分解

    李春根1 陈文美12

    1.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西南昌 330013;       

                  2. 贵州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梗概:随着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我国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贫困性质呈现向相对贫困、多维贫困转变。相对贫困作为绝对贫困向外扩展的结果,是与社会平均水平进行比较且处于社会平均水平之下的状态,通常表现在收入、教育、能力、卫生、精神、信息、文化等多维度贫困,其治理更加复杂。2021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为此,构建农村相对贫困的长效治理机制,无疑成为夯实新发展阶段高质量减贫、有效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关键所在。

     通过文献发现,一些学者以定性的研究方法进行理论层面的阐释,包括治理逻辑与治理机制等方面;另一些学者开始从定量实证测算的视角进行研究。但专门针对农村相对贫困测度与治理的研究相对较少。为此,本文聚焦农村相对贫困家庭的相对贫困,在厘清共同富裕与相对贫困治理间的逻辑关系后,选定两组不同相对贫困线,运用 A-F 双临界值方法比较测算我国农村相对贫困家庭所遭受的多维贫困,并将之扩展到不同区域和不同收入组别,为有效精准治理农村相对贫困家庭的多维贫困,为推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实证参考。

    本文选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0%和60%作为农村相对贫困线的上下限,利用 2018 年 CFPS 数据,构建包含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医疗保险、劳动能力等在内的多维贫困指标体系,测算我国农村相对贫困家庭遭受的多维贫困发生率、贫困指数及贡献率等。研究结果表明,同时受到 5 个以上维度或 1 个维度贫困的相对贫困家庭数量均较少,超过 50%的农村相对贫困家庭同时遭受到至少 3 个维度的贫困。较高的相对贫困线下,农村相对贫困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降低,但东、中部地区却不降反升。此外,相对贫困线的提升总体上没有改变多维平均贫困份额,多维贫困严重程度降低主要来源于多维贫困发生率的降低。区域分解结果显示,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严重程度均表现为西部地区最高,东部次之,中部最低。收入分解结果显示,收入越低的相对贫困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越高,遭受多维平均贫困份额越高,其贫困程度越深。维度贡献率测算结果表明,不同条件下教育维度的贫困贡献率均最高,其次是生活水平、健康、劳动能力和资产 4 个维度,医疗保险和住房两个维度的贡献率最低。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需要努力提升多维度综合治理农村相对贫困的治理能力,注重区域间相对贫困治理差异化,适当向西部地区倾斜,对不同收入家庭进行分层治理,科学合理划定农村相对贫困线,注重参考多维指标,着重提升教育脱贫能力建设水平。

       关键词:相对贫困家庭;多维贫困;贫困测度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政府采购透明度提升的实践路径

    吴军民,毛家慧,熊高鹏

    (江西财经大学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梗概:当前我国政府采购透明度总体上仍处于较低水平,信息公开工作存在透明度幻觉、过度政治化和高估信息公开实际水平及其给予公众好处的倾向,既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建设现代财政制度的要求有相当差距,也未能充分满足新时代公民政治公开性需求。

    关于这一问题,既有研究主要存在以两点不足:一是在评估指标体系上,政府采购透明度指标体系多套用国际组织的原则标准和做法,存在国际经验“水土不适”、难以适应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需求的情况;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未充分考虑我国行政体制与行政区划特点,评估地区的覆盖面和样本代表性均有不足。鉴于此,文章把政府采购透明度置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进行考察,立足我国财政预算管理和政府采购管理实践,设计应用政府采购透明度指标体系,分析透明度提升所面临的困境及其成因,探究政府采购透明度提升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路径。

    文章在对政府采购透明度理论缘起与发起、政府采购透明提升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辩证关系的基础上,应用项目组开发设计的评估指标体系对我国省级政府、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017-2020年政府采购信息公开进行评估和分析。研究发现,政府采购透明度总体上逐年提升,实现了所有政府采购信息都集中、统一在中央主网和地方分网发布;以问题为导向的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内涵建设不断丰富,从规范信息发布范围内容转为规范信息发布行为;信息发布监督指导机制建设日益强化;电子化政府采购平台建设加速推进,财政部门对信息发布动态监管的范围、层次与质量得到有效提升。研究还发现,政府采购透明度多维性不均衡,即地域空间不均衡、省地部门间不均衡和指标改进不均衡;信息发布与监管主体责任弱化,信息发布监管力度不足;信息要素齐备性与便捷性不足,信息完整性、及时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合法性有待进一步提升;电子化采购技术应用集约度低,存在多头自建电子技术平台的技术风险与管理成本问题。研究认为,造成这一困境的根本原因是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民主需要和财政治理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间的矛盾,主要原因在于信息发布主体之间、信息公开不同导向之间的复杂关系和传统信息公开模式与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数字治理间的矛盾。

    结合上述发现和我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实践,为进一步提升政府采购透明度,文章提出:要健全信息共享与信息发布协同机制,强化信息发布与监管部门主体责任,推动信息发布的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推广建设电子化政府采购“一张网”。

    关键词:国家治理现代化;政府采购透明度;电子化政府采购;政府采购信息公开



    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段军山1,高雯玉2

    1. 广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广州 510320;

    2. 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天津 300350

    梗概: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然而传统金融模式下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并未发挥出金融支持实体企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真正实力。数字金融作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其发展和运用被我国高度重视。厘清数字金融能否及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完善数字金融,切实推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边际贡献为:第一,剖析数字金融各维度所担任角色,拓展数字金融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范畴;第二,从非线性角度探讨数字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拓展现有文献研究深度;第三,采用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独立中介效应和链式中介效应,分析出作用路径中的关键节点——企业创新。

    本文结合理论推演与实证检验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首先以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确实能有效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且目前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成主要动力,其次是使用深度,而数字化程度表现出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U型关系。接着我们还发现使用深度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倒U型关系,原因可能在于企业过度使用数字金融服务时存在金融化的嫌疑,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关非线性关系的探讨恰恰是已有文献所忽视的。在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更换被解释变量、更换样本的方法进行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前述结论依然成立。利用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影响机制,发现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创新是数字金融发展推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驱动机制,其中促进创新是关键。进一步地,从企业规模、市场化进程、金融监管强度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发挥效应的适用条件。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发展更有利于大规模企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在监管强度较低和市场化进程较高地区,数字金融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

    本文的政策启示是:第一,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能只看整体效应,有必要着眼于数字金融发展的各维度,分析效应的结构化差异,进而扬长补短;第二,固然要通过发展数字金融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为创新活动提供金融支持,但也要完善市场化机制,增强企业创新动机,促使企业创新成果转化;第三,在把握数字金融特征的基础上对数字金融发展实施合理、有效的监管,提高金融监管与数字金融发展的适应性和匹配度。

    关键词:数字金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制;异质性识别



    平台企业和参与者合作中的悖论识别与治理

    ——基于菜鸟网络的案例研究

    潘巧虹1,骆温平1,刘宗沅

    1. 上海海事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上海 201306;

    2. 上海海关学院 海关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1204


    梗概: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加入数字平台,组建庞大的平台生态系统。事实上,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促使平台企业和参与者在合作中存在紧张关系。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引发冲突甚至导致合作中止。如何治理平台企业和参与者的紧张关系成为学界和实践界关注的焦点。实践中往往是将自下而上治理与自上而下治理相结合,以及形成一些新的治理模式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现有研究对这些治理模式的关注尚不充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增加了平台治理研究的必要性。现有文献存在以下不足:(1)从整体角度考虑紧张关系形成的本质及其解决过程的研究较少。(2)关于如何利用平台生态系统治理模式协调参与者之间的悖论未有充分的讨论。

    基于此,本文采用悖论理论和治理理论,将菜鸟网络作为典型企业,通过案例分析方法,探讨平台生态系统下平台企业和参与者合作中悖论的识别和治理过程。研究发现,平台生态系统可以从学习、组织、执行和归属四个层面展开论述,它们之间具有递进关系,即学习层面为组织层面提供技术支撑,组织层面为执行层面提供运作效率与服务质量保障,执行层面为归属层面提供可持续合作保障,最终推进整个平台生态系统参与者的合作。其中,每一层面基于不同参与主体的观点差异识别悖论并通过治理模式实现协同,具体而言:(1)在学习层面形成利用与开发悖论,平台企业通过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提升知识开放能力以实现“开发的利用”协同。(2)在组织层面形成自治与控制悖论,平台企业通过数字技术治理模式提升数字化能力以实现“控制的自治”协同。(3)在执行层面形成合作与竞争悖论,平台企业通过层级治理模式明确边界业务以实现“竞争的合作”协同。(4)在归属层面形成集体与个体悖论,平台企业通过自下而上治理模式提升信任以实现“个体的集体”协同。据此,可将平台生态系统中参与者合作的悖论协同路径归纳为“悖论识别-悖论治理-悖论协同”。

    上述结论表明:(1)平台企业和参与者都应积极学习和提高悖论思维能力以加深对紧张关系的认识与理解;(2)平台企业管理参与者的过程中,应积极采取多元治理模式;(3)平台企业应积极推动数字技术的合作、应用与管理,参与者也应积极加入生态系统的技术创新;(4)政府部门应重视对平台企业的管理,监督平台企业管理平台参与者的合法性。

    关键词: 平台生态系统;悖论;治理;合作;紧张关系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全球价值链质量的影响研究

    宋玉洁1,方  慧2

    (1.山东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8;

    2. 山东财经大学 国际经贸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概:近年来,受到逆全球化加剧、新冠疫情蔓延、全球经济下行等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素影响,世界多个国家的全球生产和供应体系断裂,以全球价值链为主要分工形式的国际贸易受到严重冲击,全球价值链质量成为首要关注的焦点问题,然而理论界缺少相关研究,尤其是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其母国全球价值链质量的深层次研究。

    本文构建了包含效率和稳定性的全球价值链质量量化指标,基于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世界投入产出表,测算了2009-2019年63个国家或地区全球价值链质量及分指标数据,并考察OFDI对母国(或地区)全球价值链质量的影响及机制。实证研究发现:一国OFDI显著提升了母国(或地区)全球价值链质量及分指标全球价值链效率、全球价值链稳定性,主要通过提高技术水平、优化产业结构、扩大贸易规模三条途径实现;发达国家OFDI的母国全球价值链质量促进效应更显著;不同分位数国家OFDI的全球价值链质量提升效应不同。

    相较于往文献,本文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出拓展:第一,拓展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全球价值链效应,以全球价值链质量提升为落脚点,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全球价值链质量的影响及机制,是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价值链关系研究的新拓展;第二,全球价值链质量测算指标与方法创新,将稳定性纳入全球价值链质量测算体系,拓展了全球价值链质量的内涵,并从价值链获利视角量化一国全球价值链稳定性,为价值链质量及稳定性的相关研究提供数据基础;第三,基于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世界投入产出表构建全球价值链质量相关指标,时间跨度2009-2019年,数据较新,且包括63个国家或地区,涵盖了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国家或地区。

    本文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全面客观掌握世界主要贸易国家(或地区)全球价值链质量水平、准确定位中国发展情况,同时有助于厘清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价值链质量的关系,为政府部门鼓励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增强国际贸易地位、提升参与全球价值链获利能力提供决策参考。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OFDI;全球价值链质量;全球价值链效率;全球价值链稳定性



    国家审计治理、数字经济赋能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郭檬楠1a,郭金花1b,杜亚光2

    1. 山西财经大学 a.会计学院 b.工商管理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2. 北京邮电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876)


    梗概:中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绿色低碳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这要求全面考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对经济发展的刚性约束,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技术改变了传统的审计模式,增强了国家审计在信息化环境下的经济监督能力。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石和重要保障,国家审计开展了以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目标的资源环境审计。

    已有文献较多地关注了政府干预和高铁建设等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国家审计对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以及数字经济对创新效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从国家审计治理的视角出发,拓展了国家审计治理经济后果的研究、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影响因素的研究以及数字经济赋能效应的研究。

    绿色生产是促进经济低碳转型、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揭示功能、预防功能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统”,是促进城市经济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监督力量。本文基于国家审计免疫系统理论,利用2010—2018年中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国家审计影响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机制以及数字经济赋能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国家审计有利于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数字经济赋能可以显著增强国家审计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效应。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国家审计可以通过提高政府治理效率和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而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有利于增强国家审计治理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效应,但对数字经济赋能调节效应无显著的增强作用。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审计机关在实施监督的过程中要聚焦于“城市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情况”,加强资源环境审计力度,提高政府与市场的协同治理效能,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时,审计机关要利用“金审工程三期实施”和“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契机,实现审计监督技术方法体系的数字化再造,提高国家审计监督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形成“事前、事中与事后”相结合的全过程动态监督模式,激发国家审计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治理效能。

    关键词: 国家审计治理;数字经济赋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政府治理效率;市场机制




  • 发布日期: 2022-09-19  浏览: 2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