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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精粹

    当代财经2022年第4期观点精粹

  • 城市人口聚集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张  成a,姚阳阳b ,周  汉a

    南京财经大学 a. 金融学院;b. 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梗概: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才能更好地回应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下中国城镇化正迅速推进,但城镇化率仍明显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本文关注在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城市人口聚集程度的上升如何影响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现有文献大多集中在城市人口规模对居民物质回报层面的研究,忽视了个人心理层面的幸福感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此外,既往研究忽略了人口密度比人口规模更能反映人口与经济活动聚集程度的客观事实。因此,本文从人口密度角度出发,考虑到自然地理环境是影响人口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使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与城市层面宏观数据,探究城市人口聚集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本文按城市名将问卷调查微观数据与城市宏观数据、城市自然地理条件数据相匹配,估计了中国城市人口聚集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为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城市河流长度作为城市人口聚集的工具变量。研究发现,城市人口聚集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在城市人口密度较低时,规模效应占主导,城市人口聚集显著提高了居民主观幸福感;而当城市人口密度较高时,拥挤效应占主导,城市人口聚集显著降低了居民主观幸福感。在更换模型设定、代理变量与测度范围后,实证结论稳健且一致。受个人特征的异质性影响,农村户籍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与城市人口聚集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而城市户籍居民与城市人口聚集之间并无显著关联;中、低技能劳动者的主观幸福感因城市人口聚集显著提高,与之相反的是,高技能劳动者的主观幸福感因城市人口聚集而显著降低。受城市特征的异质性影响,就一、二线城市与经济发达地区而言,城市人口聚集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而在三线城市与欠发达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则因城市人口聚集而提升。城市人口聚集通过收入满意度、工作环境满意度、社会信任水平和通勤时间等因素影响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上述结论表明,在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需加快形成合理的城市发展体系。鼓励中低技能劳动者积极投身城镇化,出台相关政策引导经济欠发达地区吸纳流动人口,以期发挥规模效应。严格控制房价,降低城市居民生活成本,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加强城市行政管理,优化城市道路网络,提升城市宜居程度。多措并举,挖掘规模效应,缓解拥挤效应,实现物质生活与精神文明的共同繁荣。

    关键词:主观幸福感;人口聚集;个体特征;城市特征

    新《预算法》、晋升激励与预算执行质量

    ——基于预算偏离与执行进度的视角

    赵合云[1],周全林[2]

    (1. 广东财经大学 财政税务学院,广东 广州  510320

    2.江西财经大学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梗概:新《预算法》是规范政府收支行为的基本法律规范,对于提升预算执行质量至关重要。然则,预算执行质量可能受到各种纷繁复杂的因素影响,特别是官员晋升激励机制的影响。因此,科学评估新《预算法》实施所带来的预算执行质量变化,识别官员晋升激励机制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这一问题,当前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大部分关于预算执行质量的研究成果,是将预算偏离和预算执行进度两方面分开来单独进行研究的,较少有文献将二者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二是现有关于新《预算法》实施影响预算执行质量的研究成果,既没有基于预算执行进度的视角,也没有考虑官员晋升激励机制的作用。鉴于此,文章将预算偏离与预算执行进度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在深入分析新《预算法实施》对预算执行质量的作用机制及官员晋升激励的调节机制基础上,考察了其具体的作用效果及晋升激励的调节效应,进一步提出提升预算执行质量的具体政策建议。

    文章基于预算偏离与执行进度的双重视角,在深入分析新《预算法》实施对预算执行质量的作用机制及官员晋升激励的调节机制基础上,利用2011-2018年我国30个省级政府的面板数据,以2015年新《预算法》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类政策实验”的强度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评估新《预算法》实施对预算执行质量的作用效果及官员晋升激励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由于新《预算法》在硬化预算执行约束、推行预算绩效管理及规范结余结转资金使用等方面进行了严格规定,它的实施能够显著降低预算偏离程度,均衡预算执行进度,全面提升预算执行质量;我国目前的官员晋升激励机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新《预算法》实施对预算偏离的积极效果,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对预算执行进度的积极作用,即整体上一定程度地抑制了新《预算法》实施对预算执行质量的正向作用;分地区来看,新《预算法》实施均能有效提升东、中、西部地区的预算执行质量,但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财政透明度及政府收支行为规范程度不一样,新《预算法》实施对不同地区预算执行质量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西部地区预算执行质量的提升效果最明显,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且不显著。

    结合上述结论及我国国情,文章提出:首先,应进一步完善预算执行动态监控体系,确保新《预算法》的贯彻落实。其次,进一步改进官员晋升激励机制,切实提升预算执行质量。最后,重视区域差异,推动预算执行质量在不同地区的均衡提升。

    关键词:新《预算法》;预算执行质量;预算偏离;预算执行进度;晋升激励


    数字金融的幸福感效应及机制研究

    刘浩杰,张广胜

    辽宁大学商学院,沈阳 110036

    梗概:幸福感能促进就业,提升劳动效率,并持续优化生活质量。提高幸福感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尤其是在物质需求得到充分满足的新阶段,幸福感已经成为人民关注的主要方面。当下,中国开始从全面脱贫向共同富裕的新历史阶段转变,提升人民幸福水平势在必行。数字金融作为新时代极具代表性的产物,对居民幸福水平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研究的学术贡献主要有:第一,揭示了数字金融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作用。目前数字金融的结果研究聚焦客观经济层面,而对主观心理层面关注不足。第二,发现了数字金融对主观幸福感的U型影响,辩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第三,根据自我决定理论,研究探明了数字金融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

    文章基于自我决定理论,利用2010年至2017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构建的混合截面数据,建立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考察了数字金融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也采用了普通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替换度量标准、工具变量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重新检验了结果。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呈U型,早期低水平的数字金融发展由于垄断、歧视、隐私泄露等问题损害居民心理需求满足度,降低主观幸福感;但中后期高质量的数字金融凭借高效、公平和普惠优势能够显著提高居民幸福水平。研究结论突破了现有研究仅重视数字金融的经济价值和积极影响的局限,更多关注新科技发展在心理层面的两面性。同时,自我决定理论认为,外部环境通过影响个体自主性,胜任感和关联感三种心理需求影响幸福水平。本文发现,首先,数字金融U型影响居民经济状况,通过自主性作用于幸福感,中介效果占7.88%。其次,数字金融改善了居民精神状况,通过胜任感增强幸福水平,中介效果占9.05%。最后,数字金融U型影响居民主观社会地位,通过关联感作用于幸福感,中介效果占16.27%

    研究建议,第一,应加强数字金融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和监管制度建设,推进数字金融规范发展,突出其对幸福感的积极作用,规避消极作用。特别要关注数字金融的安全维度,通过大数据监控降低金融案件发生的概率。第二,应通过财政手段降低数字金融企业发展成本,引导其提供更安全、更高效、更多元的数字金融服务。第三,通过市场竞争和政策限价降低居民享受数字金融的成本,打破数字鸿沟,普惠式提升居民幸福感。

    关键词:数字金融;主观幸福感;经济状况;精神状况;主观社会地位


    双循环格局下中国出口绿色贸易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曹俊文,申婧怡

    (江西财经大学  统计学院,南昌 330013

    梗概: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出口贸易如何向绿色、高质量方向发展,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中有待研究的问题。然而,现有文献在研究出口绿色贸易方面着重于全球价值链下贸易增加值核算,或者贸易水平框架下的隐含碳分析,尚未考虑将贸易中的环境成本纳入贸易增加值核算框架,并且鲜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出口绿色贸易影响因素研究的文献。

    本文构建出口绿色贸易增加值这一指标,采用OECD于2021年公布最新的66个国家(或地区)2000—2018年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对中国出口绿色贸易增加值进行测算和分析。研究发现:入世以来,中国出口绿色贸易增加值是波动上升的。出口绿色贸易增加值的上升不仅因为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而且与出口贸易环境成本的减小有关;低碳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和高碳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出口结构不利于出口贸易环境成本的降低;国内国际循环强度呈现出从“国际大循环”向“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的演变趋势;国内国际循环强度对中国出口绿色贸易增加值均有积极影响,国际循环强度的影响更大。为了排除循环强度滞后性对回归结果的影响,采用样本多期划分的方法进行回归,回归结果仍然稳健。同时,使用工具变量对回归模型进行内生性处理,论证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因此,提出了在双循环发展格局下提高出口贸易附加值,降低出口贸易环境成本,提升中国出口绿色贸易发展水平,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相对于其他文献,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构建贸易环境成本内在化的出口绿色贸易增加值指标来反映一国(或地区)的出口绿色贸易水平,为绿色发展视角下出口贸易水平研究拓展新的分析思路。二是通过国内国际循环强度指标量化中国国内国际循环强度的发展态势,以此分析中国出口贸易模式的转变,为中国双循环战略的提出提供量化依据。三是将双循环强度与出口绿色贸易水平测算结合起来,从理论机制层面和实证层面探究国内国际循环强度对中国出口绿色贸易水平的影响。

    本文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贸易总值、贸易增加值和绿色贸易增加值之间的逻辑关系,刻画了中国在入世以来中国出口绿色贸易发展情况,以及双循环战略对中国出口绿色贸易的影响,论证了在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发展情形下中国提出双循环战略的必要性,为中国实施双循环战略,以及中国对外贸易向着绿色高质量方向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关键词:双循环;出口绿色贸易增加值;投入产出模型





  • 发布日期: 2022-09-19  浏览: 2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