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长(主编)：邓辉
分管日常工作副社长（副主编）：王展祥
副社长（副主编）： 史言信 李 有
《当代财经》编辑部主任：王俊杰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肖文燕
《当代财经》英文版编辑部主任：
吴 芳
办公室主任：崔 磊
观点精粹
-
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对中国企业升级的影响
钞小静 a，b，薛志欣 a
西北大学 a. 经济管理学院；b. 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127
梗概：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细胞，是形成我国发展新优势的基础构成。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5G网络、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会充分渗透到企业内外部升级的全过程，而由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融合以及叠加迭代所形成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体系对于降低技术应用壁垒、推动企业升级具有重要作用。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包括：第一，在理论层面上，基于新型信息基础设施的视角，构建其影响企业生产效率、组织管理与价值链升级的理论框架。第二，在实证层面上，创新性地使用2010—2019年省级政府工作报告构建新型信息基础设施指标，实证检验了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对企业升级的影响及具体作用机制。
本文立足于企业内外部升级的动态过程,从生产效率、组织管理与企业价值链三个层面阐释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影响企业升级的理论逻辑，并基于2010—2019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与上市公司的匹配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二阶段最小二乘法以及倾向匹配得分等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新型信息基础设施能够显著推动企业生产效率、组织管理与价值链的升级，在经过内生性检验、替换变量及剔除特定样本等稳健性检验后，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对企业升级的促进作用仍然稳健。进一步，从生产效率、组织管理与企业价值链三个层面进行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新型信息基础设施能够通过创新能力的提升、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以及网络空间集聚的形成共同推动企业升级。从所有制性质、企业成长周期、市场环境及行业特征四个角度进行异质性检验的结果表明，在生产效率与企业价值链层面，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对于非国有企业、成熟期企业、市场化水平高的企业以及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升级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在组织管理层面，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对于非国有企业、成熟期企业和市场化程度高的企业升级具有更加显著的激励效应，而对技术密集型企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尚未完全显现。
上述结论意味着，首先，通过加快5G、人工智能、工业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建设与应用，推动企业升级。其次，通过加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创新研发和迭代应用、重视激发人才创新活力以及建设数据中心集群等方式，促使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创新效应、结构效应与集聚效应的实现。最后，在制定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政策时不仅应考虑不同企业的特性，还应对市场化水平不同的地区制定差异化政策。
关键词：新型信息基础设施；生产效率；组织管理；企业价值链；企业升级
（原文发表于《当代财经》2022年第1期）
马海涛，曹明星，白云真
（中央财经大学 国际税务研究中心/欧盟研究中心，北京 100081）
梗概：疫情肆虐下数字经济的狂飙突进，既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同时也持续加剧着价值分配和财富积累的不平衡。经合组织的“双支柱”数字经济国际税收改革方案已经得到二十国集团组织领袖会议的原则性通过，这当然是以税基分割的完善来推动全球产业链和经济结构进行深入改革的重大历史进步。然而我们似乎却很难说一切已经尘埃落定，由于各种改革方案的科学论证不足、有效参与不深和全面协调困难，国际社会需要做的功课仍然很多很艰巨。典型国家的单边主义措施如何发展、联合国双边机制能否获得生命力、经合组织的多边框架最终能否成行，未来两年和更长期的国际博弈必将不断深化发展。
在此语境下，基于中国思维与实践探索而形成的新市场财政学理论分析框架，或许有利于我们系统创新认知。首先是回到市场本身，建立“平台市场”范畴，重新解释数字经济新市场条件下的平台主体，以及其在政治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联结度原理，并以此为基础探究数字经济新平台的市场运行机制，以设定针对性的竞争法和税法规则体系；其次是确立“可比政府”范畴，重新发现生产性政府并为其征税权的正当性提供与时俱进的理论依据，由此才能对国际跨境交易进行可比性全景的还原以进一步匡算和平衡可比政府的税基；最后是延展“收益控制权”范畴，在数字经济条件下深入地剖析经合组织改革方案中跨国企业与政府的税收利益博弈，前瞻性揭示相关国家及国家集团的产业竞争格局。对于中国而言，经济逻辑和基本国情都决定了，我们的应对政策体系必须基于对税基安全、公平和发展的全面价值关注，强调税收安全、财政韧性和经济活性的政策系统性，才能有效协调全球反避税中的竞争与合作、推动数字和工业经济的全球大循环并促进落后地区和新兴行业的经济成长。
总之，数字经济新时代，国际税收全球治理变革已经起航。基于新市场财政学创新视角的观察，既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数字经济中的市场机制变革、主体模式创新，正确认知国家和政府的主体参与和价值创造，有效参与收益分割国际税法规则的设计与博弈，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深刻透视发达国家对全球性规则变革的格局主导，足够警惕他们以规则名义实施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全力推动真正公平合理的多边税收体系，以更好地建设数字经济新条件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数字经济；国际税收；新市场财政学；平台市场；可比政府
（原文刊发于《当代财经》2022年第1期）
国债收益率曲线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理论机制与中国经验
关禹1，王雪标2
1. 山东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
2. 东北财经大学数学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梗概：全球经济下行压力的不断累积，预示着中国可能长期处于低利率环境。在此背景下，加强货币政策对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引导，以有效发挥长期利率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是中国人民银行未来面临的一条可行路径。因此，我们有必要未雨绸缪，厘清中国货币政策对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影响渠道及其作用机理。
本文的边际贡献为：一是在国外最新理论研究基础上，立足中国实践分析货币政策通过信号渠道和资产组合平衡渠道向国债收益率曲线传导的理论机制及其可行性。二是解决国债收益率曲线分解中的小样本偏差问题，以保证国债利率预期和风险溢价测算的准确性以及最终实证结果的可靠性。三是结合中国货币政策的周期性，实证检验两种渠道传导效果的非对称特征。
本文的理论分析发现，中国现行的货币政策框架已经具备通过信号渠道和资产组合平衡渠道向国债收益率曲线传导的操作条件与可行性。其中，信号渠道作用于国债利率预期成分，资产组合平衡渠道作用于国债风险溢价成分。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经小样本偏差修正的无套利Nelson-Siegel模型分解国债收益率曲线，并将测算得到的国债利率预期和风险溢价，与货币政策变量一起作为MS-VAR模型的内生变量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证实了两种渠道传导的有效性。具体来看，信号渠道比资产组合平衡渠道的传导效应更强；信号渠道的作用是短期的，其方向与货币政策目标一致，而资产组合平衡渠道的作用则是长期的，其方向短期内与货币政策目标相反，在中长期与货币政策目标一致；两种渠道在货币政策宽松期的传导效应较弱，在货币政策紧缩期的传导效应较强，表现出显著的非对称特征。进一步，货币政策对公众短期预期的影响效应较大，对长期预期的影响效应较小，导致信号渠道在国债收益率曲线短端的传导效应较强，在长端的传导效应较弱，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国债收益率曲线“极度平坦化”的成因。
本文的政策启示为：中国应以利率市场化改革和货币政策调控方式转型为契机，通过优化基于信号渠道和资产组合平衡渠道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打通“货币政策 QUOTE
关键词：低利率环境；货币政策；国债收益率曲线；信号渠道；资产组合平衡渠道
（原文发表于《当代财经》2022年第1期）
数字经济发展能提高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吗
翟淑萍，韩贤，毛文霞
天津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天津 300222
梗概：“十四五”规划的核心任务是着力提升发展质量。与之相匹配的是人力资本的高质量发展与结构优化，这也是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高质量人才的匮乏和人力资本结构的失衡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障碍。因此，改善企业人力资本配置效率是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发展质量的关键。然而，现有文献关于数字经济能否及如何影响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探讨相对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影响路径，在丰富数字经济发展经济后果研究和劳动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研究的基础上，有利于加深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劳动投资行为影响的认识，为规范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改善劳动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
本文理论推演了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以2011—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互联网发展和数字金融普惠两方面测度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以未预期劳动力投资测度劳动投资效率，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有效地提升企业劳动投资效率，考虑到测量误差、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本文采取控制公司固定效应、替换变量、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宽带中国”准自然实验进行双重差分法等方法进行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增加了前述结论的可靠性。影响路径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引导企业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和削弱管理层权力提升企业劳动投资效率。进一步地，从劳动密集度、产权性质和外部制度环境视角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投资效率发挥效应的适用条件。结果显示，在劳动密集度高的企业、劳动过度投资的国企和劳动投资不足的民企样本中，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提升效应更强；较少的政府干预和良好的法制环境是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发挥效应的重要基础条件。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和管理启示：第一，国家和政府应继续推进数字经济发展，以应对我国因生育率下降以及人口老龄化而带来的劳动资源不足的危机。第二，企业应进一步优化管理层的权力配置，防止因管理层权力膨胀而引发的机会主义行为。第三，明确政府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定位，为数字经济良性发展保驾护航；同时，强化地方法制环境建设，以保障数字经济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数字经济发展；劳动投资效率；人力资本结构；管理层权力
（原文发表于《当代财经》2022年第1期）
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与城市数字经济发展
刘满凤1，杨杰2，陈梁3
(1.江西财经大学 科研处，江西 南昌 330013；
2.江西财经大学 产业经济研究院，江西 南昌 330013；
3.华中科技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梗 概：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关键要素，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和创新引擎，促进数据要素的流通与交易是未来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大趋势。数据交易平台作为培育数据要素市场的关键路径，也是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重要载体。然而，关于数据要素市场建设的研究文献较少，尤其是缺乏经验证据，且很少有文献深入研究数据要素市场影响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潜在作用机制。
本文测算了2011—2018年中国277个地级市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以2014年开始陆续建立数据交易平台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建立双重差分模型考察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对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在理论层面梳理了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促进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显著促进了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在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反事实检验及工具变量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显著，且短期内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扩大了地区间数字鸿沟。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建设通过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提升资本与劳动配置效率显著推动了城市数字经济发展。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基础设施越完善越利于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政策效应的发挥，在创新能力较高的城市，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产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效应更显著。与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城市相比，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在政府干预程度较低的城市产生显著的经济效应。
与既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以2014开始建立数据交易平台作为准自然实验，系统识别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与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评估数据要素市场建设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效应。第二，本文从产业融合和要素配置效率两个层面识别了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促进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且进一步基于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创新能力与政府干预程度等方面分析了数据要素市场建设的异质性影响。
本文基于数据交易平台视角对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成效进行系统客观评价，揭示了数据要素市场建设的数字经济驱动效应，有利于我国建设高标准完善的数据要素市场，加快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建设，推动数字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关键词：数据要素市场；数字经济；数据交易平台；双重差分
中心城市服务业子公司、外部服务与公司价值
高翔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 510006
梗概：不同功能和规模的城市具有不同的经济发展优势和资源禀赋，中小城市的制造业企业定位在可以获得土地、人工、环保等方面的成本优势，但同时可能会受当地服务业发展水平落后的制约。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中心城市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偏远地区的企业利用中心城市高水平服务业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在中心城市设立服务业子公司，同时利用其内部市场的作用，促进上市公司整体发展。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深化了对企业异地发展的动因及效果的认识。第二，发现中心城市服务业子公司能够为上市公司其他制造业分部提供服务支持，对于企业集团内部市场研究也有所贡献。第三，丰富了关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关系的研究。
本文以2007—2019年沪深A股总部不在中心城市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相对于没有在中心城市设立服务业子公司的上市公司，在中心城市设立了服务业子公司的上市公司其价值更高。进一步对中心城市服务业子公司发挥作用的机制进行了分析发现：在中心城市设立了服务业子公司的上市公司能更充分利用外部管理和销售服务，由此可获得更多的营业收入和更高的毛利率，从而可提高公司价值。最后，本文还研究了在中心城市设立服务业子公司对上市公司价值影响的时滞，发现在中心城市服务业子公司可能在设立1至2年后发挥作用。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要重视发挥中心城市服务业子公司的功能。企业应对所经营的子公司的业务和地理位置合理地布局，将子公司经营的业务与其在公司整个产业链中的位置，特别是与其所在地的经济功能结合起来。
二是在总部经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过程中，中心城市的政府要充分考虑周边地区企业在中心城市设立服务业子公司的合理需求，出台用地、用电、用水、用工等优惠的招商政策，助力周边地区的公司在中心城市设立与发展服务业子公司。
三是中心城市要以行业协会、地方商会和各类专业技术组织等为中介，推动城市中心生产性服务业与周边地区制造业企业及其在城市中心设立的服务业子公司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形成不同产业之间和同一产业链不同环节之间良性互动，提升整个产业及周边产业的生产经营效率。
四是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应继续下大力气和决心破除各类阻碍企业异地发展的政策壁垒和无形障碍，减少对外地企业和外地股东的歧视和不公正对待，在工商、税务，乃至消防、安全生产等领域一视同仁，降低企业异地并购、异地设立子公司的成本。
关键词：中心城市；异地子公司；外部服务；公司价值
（原文刊发于《当代财经》2022年第1期）